一、鑄币稅的定義及其餘貨币制度的關系

鑄币稅的标準定義就是政府從發行貨币中獲得的收入，鑄币稅的原始含義和我們現在意義上的是不一樣的。鑄币稅的原始含義是說在金屬本位制下一個國家在鑄币時候所收取的費用，國家依托政府可以壟斷貨币發行權，曆史上有很多情況國家賦予民間機構也可以鑄币，不論是國家還是民間機構鑄币都有成本，也就是說在原始意義上鑄币稅就是彌補發行貨币的成本，金屬轉換成金屬貨币是需要鑄造工藝的，這個工藝是有成本，國家收取這樣一個稅收是合理的。我們現在意義上的鑄币稅主要是指在非信用貨币下，或者說法定貨币，或者非兌換貨币制度下的貨币稅，國家壟斷了貨币發行權，而且紙币發行的成本很低，如果國家沒有在信用的基礎上發行貨币導緻了一個成本，這個成本是公衆所隐形支付的，它和原始意義上國家收鑄币稅的原理是不一樣的，國家這個時候并不收稅收，在紙币制度下鑄币稅的一個典型表現就是基礎貨币的增加額，也就是說政府從發行貨币中獲得一筆收入，這個收入在鑄币稅衡量中有各種經濟學方法可以計算出來，不是國家直接向公衆收取的，而是一種隐形的收入。

在現在的紙币制度下有一個和基礎本位制不同的特點，就是紙币制度下政府從發行貨币中所得到的收入和成本之間肯定有差額，有些時候我們把這個成本忽略了，紙币發行的成本很低，我們可以認為是零，認為是零的話，政府發行貨币獲得的收入本身就是稅收額度，這裡需要明确一點：并不是說政府隻能在信用貨币下收取鑄币稅，在金屬本位币制度下政府也可以得到鑄币稅，這種表現形式是政府發行機構可以減少鑄币中的金屬含量獲得鑄币稅，這個問題與我們今天探讨的紙币問題相距較遠，就先簡單一說。

與鑄币稅相關的一個更常用的概念叫通貨膨脹稅，它的含義更直接，就是國家通過發行紙币導緻物價上漲（也就是通貨膨脹），使持有貨币的人财富貶值，這也相當于對持有貨币的人收取了一種稅收。通貨膨脹稅和鑄币稅是有不同的，但是它們的關聯也很密切，如果我們需要做區分，可以這麼來區分，所謂鑄币稅就是隻要城府從發行貨币中得到的額外收入，而通貨膨脹稅是說政府發行貨币之後轉換成通貨膨脹時才能衡量的一種稅收，從大的層面來講鑄币稅要大于通貨膨脹稅，兩者未必是一緻的，如果粗略地衡量，我們可以把兩者劃一，也就是說鑄币稅和通貨膨脹稅具有同一個經濟含義。

二、鑄币稅的危害

“鑄币稅的危害”在很多教科書中不是這樣取名字的，它的稱呼是通貨膨脹的成本，大家在宏觀經濟學中可以看到通貨膨脹的成本一般分兩塊進行說明，一個是鑄币稅，另一個是鑄币稅之外通貨膨脹引發的對公衆的其他成本。在政府發行貨币不會引起太大的通貨膨脹時，鑄币稅的讨論就比較少，它主要會關注于政府發行過多貨币導緻通貨膨脹對公衆造成的損失，這裡我們舉個例子就是菜單成本，也就是說經濟行為不能時刻跟着通貨膨脹（政府多發貨币引起）而調整，是交易成本的一塊，是通貨膨脹的成本，但是這個成本也不是特别嚴重。

我們現在說的通貨膨脹成本回到第一塊成本-----鑄币稅的危害，第二塊的成本相比第一塊成本小多了，我們在這裡舉三個典型案例來說明鑄币稅的危害。

第一個是德國世界大戰後的通貨膨脹，大家可以思考一個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都是戰敗國，兩次戰敗後戰勝國對德國的處罰方式是不一樣的，第一次戰敗後戰勝國對德國的處置國語嚴重，從而引發德國超發貨币賠償戰後損失，這時候德國承擔了過于嚴重的通貨膨脹，教科書中稱為惡性通貨膨脹，具體的數據大家都有所了解，這個時候導緻社會不穩定，整個信用體系垮台，導緻的後果就是德國納粹政府的上台，大量公衆這時信任納粹政府，也就是說通貨膨脹對他們危害太大，他們希望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戰勝國對德國的處置。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很多學者包括政府吸取了第一次德國戰敗處理的教訓，第二次懲罰就比較輕了，很多戰勝國還扶持德國等戰敗國經濟複蘇，這也就說明了通貨膨脹的巨大危害。

第二個案例可以說下前蘇聯解體和國民黨倒台，大家在文獻中會看到一些解釋，當然我們并不是說歸因于通貨膨脹，但惡性的通貨膨脹肯定是它們垮台的原因之一，而是說如果這兩個政府能對于通貨膨脹給予很好的控制的話，也未必會出現最後失敗的命運，說明貨币在這裡面的核心作用。

以上兩個案例都說明貨币（信用）體系的存在對一國經濟的重要作用，那麼過量地發行貨币導緻鑄币說，會造成公衆的不滿，從而成為巨大的成本，大家聽過凱恩斯對德國通貨膨脹的一個評價，他認為摧毀一個國家非常方便的一種方式就是摧毀一個國家的貨币，也就是摧毀一個國家的信用體系。

最後一個案例我們隻提供一個思考，這個還在進行過程中，那我們就說一下美國的核心利益，美國作為現在世界上一大強國，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利益，從經濟學角度我們有時認為就是美國的核心利益就是它的美元作為世界貨币，這種地位是美國強大的一種标志，是它掠奪世界資源的一種手段，所以它是不允許其他國家觸犯這一核心利益，那世界貨币的形成需要一個過程，要讓其他國家的人民願意接受着這種貨币做為世界貨币，它肯定有各方面的條件，美元做世界貨币形成之後，很多國家的人民在持有自己國家貨币、甚至舍棄自己國家貨币的前提下會持有美元，這就是美元作為核心利益的一個體現，一旦美元的地位形成，美國就可以通過發行貨币的方式獲得其他國家的鑄币稅。最後一部分我們會講到中國的問題，中國的人民币一直是在走向國際化的過程，以後我們肯定會更多地看到，中國一旦在推進人民币國際化的過程受到美國這樣大國的阻攔，因為人民币也能成為國際貨币的話會觸犯到其他國家的利益，從這個案例我們也可以看到鑄币稅的強大。

三、關于貨币制度的理論之争---凱恩斯和弗裡德曼

現在很多經濟學論争中，都會将凱恩斯和弗裡德曼作為争論的雙方，認為凱恩斯是最早提出貨币主義的幹預手段，而弗裡德曼是反對政府幹預經濟的，那體現在貨币方面，凱恩斯認為征發貨币問題不大，而弗裡德曼堅決反對，其實這個問題有個理解的誤區，那就是凱恩斯是不是真正支持征發貨币，從凱恩斯主要論著中可以看到凱恩斯并沒有這樣的觀點，他并不是站在自由主義的對立面認為國家可以過多運用貨币調節GDP，我們可以回到凱恩斯本人的觀點，他本人是這麼說的，他認為一個國家有可能出現有效需求不足，這時國家可以采用積極的财政政策對有效需求就行調節，從而适應總供給，把經濟從蕭條中拉回來，并不怎麼偏好貨币政策，通過大量發行貨币來調節的這樣一種方式凱恩斯并不看好。對于用貨币來調節經濟的這麼一種政策（貨币政策），主要還是凱恩斯主義的繼承者，認為貨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樣，都可以有效地調節有效需求，對經濟波動有抑制作用，即使是凱恩斯的繼承者，他們對于貨币政策發揮作用還是非常謹慎考慮的，我們可以簡單回顧下貨币政策在宏觀經濟中發揮作用的原理，按照凱恩斯主義的假說，比如說現在有效需求不足，我可以征發貨币，在價格粘性的假定下，就可以降低利率，可以促進投資，調節總需求，從而實現經濟波動的平穩化，促進經濟增長。貨币政策的這個作用在凱恩斯本人那裡并沒有太大的支持，他認為這個政策發揮作用很小，一般經濟蕭條的時候利率不會太高，已經較低的利率水平它再下降，一個是可能性比較小，一個是作用也比較小，并不是說利率決定着所有投資行為，即使利率下降，這個國家的實物投資也并不一定增長，當然有其他經濟學家提出貨币政策對調節總需求的其他機制，這些機制作用也不是非常巨大。也就是凱恩斯包括凱恩斯主義者他們更多地認可的在調節經濟中的作用還是财政政策，即使用貨币政策來調節經濟也是微調，作用不會特别大，隻是做在經濟發展中可能的一個手段，凱恩斯主義者後期也基本贊同古典宏觀經濟學的說法，用貨币政策調節經濟還不如穩定币值來得重要。

這裡就提到弗裡德曼的觀點，他認為貨币其實就是經濟中中的一種交易手段，用貨币調節利率來促進總需求得不償失，他的貨币政策就是大家熟知的單一貨币規則，國家應該根據需要多少貨币完成交易來增加多少貨币，而不是用貨币調節總需求。

從以上的說明中，我們可以這樣做一個總結，我們并不認為凱恩斯本人以及凱恩斯主義者支持用超發貨币的方式調節經濟，它隻是微調的手段，這裡理解的一個關鍵點就是要區分貨币政策和征發貨币，如果不區分這兩個每名詞，導緻經濟學上後果是不一樣的，若等同起來我們就要把鑄币稅當成貨币政策的成本，也就是在發行貨币調節經濟實現經濟增長和鑄币稅之間有一個收益成本分析，這樣才是一個理想的經濟學分析模闆。所以說如果我們認為國家用貨币政策調節經濟，而不需要顧成本的話，隻顧收益的話，運用貨币政策是沒有什麼問題的，這裡的誤區就在于征發貨币是有成本，它的成本就是鑄币稅，我們必須在兩者進行衡量才能得出最後的結論

四、中央銀行的獨立性與鑄币稅

首先我們來探讨一個問題，如果沒有中央銀行或者說中央銀行沒有獨立性，那麼一個國家是不是非常喜歡征發貨币來達到自己的一些經濟政治目的，這個答案是非常确定的，一國政府沒有在法律層面限制它征發貨币，這個政府往往有比較大的動機征發貨币，這種征發貨币我們可以從四個原因來解釋。

第一個，我們從政府得到收入的三種手段的難易性來考慮，一國政府取得收入有三大手段：稅收、借債、發行貨币，稅收往往受到人們的抵制，代價是比較大的，借債受到人們接不接受的制約，最簡單的就是發行貨币，從政府本身層面來說成本是最小的。進一步考慮，在稅收和發行貨币之間我們可以做一個衡量，它們的不同有兩點，第一個是稅收是政府直接征收的，人們會直接面對，很容易受到公衆抵制，而發行貨币卻不需要；第二個是稅收會很快地增加人們稅負，減少财富，而發行貨币導緻鑄币稅需要一段時間。國家發行貨币是籌集收入對政府來說最好的手段。

第二個，我們考慮下政府在發行貨币導緻通貨膨脹這個問題上的态度，這個态度是很明确的，在政府和公衆的關系裡，政府是債務人，公衆是債權人，政府可以向公衆借錢（發行公債），而不太可能是公衆向國家借錢，也就是說政府如果發行了公債，公衆持有國家所發行的債券，對政府償還來說，這個成本和通貨膨脹是息息相關的，通貨膨脹對于債務人和債權人是不一樣的，有一個再分配的關系，對債務人是有好處的，而政府恰恰是債務人，政府就有動力來征發貨币取得通貨膨脹，從而償還更少的債務。從以上可以看到，政府征發貨币對債務有兩個目的，一個是，當政府不太可能通過借債和征稅來取得收入，如果要償還已經到期的債務，它的選擇就是征發貨币；另外一個是，征發貨币導緻的通貨膨脹會使得政府支付的稅務按照實際購買力來說是減少的，所以從國家作為債務人的角度來看，政府是願意征發貨币的。

第三個，我們看到一個國家征發貨币往往有這麼一種考慮，一個政府往往是有任期，理性來說，政府肯定想在任期内取得最大的短期利益，而長期利益是考慮得比較少的。從鑄币稅或通貨膨脹稅的角度來看，我們按凱恩斯主義觀點，在短期國家如果征發貨币，是可能促進經濟增長、減少失業，但這個好處也僅僅在短期，後來凱恩斯主義者也承認反凱恩斯主義者（古典宏觀）的觀點是正确的，長期的菲利普斯曲線是垂直的，征發貨币在長期不會帶來失業的減少，但是政府往往隻考慮短期。

第四個，我們在一般的考慮過程中或者在教材中會簡單地處理财政政策和貨币政策，認為這是兩個可以分開執行的凱恩斯主義調節需求政策，财政政策是政府擴大購買、或者增加轉移支付、或者減稅、或者可以同時使用的一種政策，貨币政策是調節貨币的供給量來調節總需求的政策。其實這兩種政策很多時候是有交叉的，一國政府不論動用财政政策還是貨币政策，它有一個前提就是手上必須掌握貨币，增加購買必須有有稅收支撐、有這麼多錢，征發貨币這個比較簡單，這兩個之間交叉有可能就是，現在這個國家就是蕭條經濟，國家本身稅收就不足，現在想采取不是征發貨币這種手段，而是财政政策，那你的錢從哪裡來呢？或者我們換一個思維方式，比如說中央銀行印出了鈔票給了财政部，财政部把這筆錢發了出去，這種政策是财政政策還是貨币政策呢？從定義來看，這是标準的财政政策，你是通過增加政府購買來實現刺激經濟，但這背後的邏輯還是要征發貨币，因為政府并沒有錢。所以這兩大政策并不是完全獨立的，他們有可能交叉使用，這背後的根源還是在于貨币，政府一旦缺錢的時候，不論是要征發貨币沒有錢還是要增加政府購買沒有錢，都可以發行貨币來解決，這也就是政府為什麼喜歡征發貨币的第四條原因。

以上我們分析了一國政府如果不受控制的話為什麼偏好征發貨币，我們也可以這樣考慮，自從上個世紀大蕭條後，凱恩斯主義占據經濟波動理論的先導，大量政府都信奉凱恩斯和凱恩斯主義，它們發現凱恩斯主義比古典宏觀經濟學更有靈活性，這種靈活性體現在，政府不是對于微觀層面市場失靈進行調節後就不作為，而是即使微觀層面失靈解決之後，宏觀層面上依然可能出現市場失靈，政府可以直接幹預經濟，這個恰恰為發達國家，特别是發展中國家政府幹預經濟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也就是為什麼很多政府宣稱它背後執行的是凱恩斯主義，這種權利一旦獲得之後，政府是不願意放手的，在亞當斯密簡曆的古典宏觀經濟學框架中，顯然不是這樣的，政府對宏觀經濟是不應該幹預的，上世紀的大蕭條給了凱恩斯主義生長的土壤，一旦國家掌握了發行貨币調節經濟的權利，它是很難收手的。

那這樣就引發了第二個問題，就是中央銀行的建立和獨立性問題，如果一國政府不受限制，它總有發行貨币的沖動的話，對公衆的損害是很大的，所以說主要的發達國家，從曆史變革到現在，它們都有獨立的中央銀行，中央銀行剛開始建立時可能并沒有那麼大的獨立性，到最後通過各種各樣博弈達到的結果就是中央銀行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從而穩定币值、避免政府過多地征收鑄币稅。

從中央銀行的角度來考慮，我們以前也會遇到這麼一種論點：中央銀行到底是政府部門還是私人企業，以前在貨币戰争讨論就有這個問題，可能很多人認為如果中央銀行是私人企業，這會極大侵害公衆利益，必須要政府來承擔，實際上這種争論沒有太大意義，因為這種争論的觀點的關鍵之處并不在于中央銀行到底是國有的還是私有的，而是在于它的作用是什麼。一國的中央銀行如果能很好地行使穩定币值的作用，那這就是對公衆來說考慮公衆福利的一種制度設置，反過來，即使中央銀行是政府的但并不獨立，政府可以繼續操作中央銀行，使得中央銀行可以繼續印發更多貨币來為政府籌資的話，那麼這種中央銀行即使是國有的，也是侵害國民利益的。所以我們可以放棄政府所有還是私有的這麼一種判斷标準，而是中央銀行在具體職能中（或者說在建構中）的目的是什麼，它有沒有限制發行貨币、有沒有穩定币值的作用，如果有的話，這就是一種好的中央銀行體制。現在的發達國家都有比較獨立的中央銀行，比如說像美國的美聯儲，它的獨立性表現在很多層面，包括成員設計等，美國是存在通貨膨脹、鑄币稅，但和發展中國家相比是比較低的。

而且即使是這樣，比較獨立的中央銀行也不是所有學者、包括公衆都支持，現在中央銀行有一個獨特特征：在曆史變革中它獲得了貨币發行的壟斷權，國家把發行貨币的唯一權利賦予中央銀行，這種權利會導緻中央銀行發行貨币有可能導緻鑄币稅，所以很多學者反對央行壟斷貨币發行權。會有很多經濟學者提出各地政府或者民間機構在保證運用的前提下也可以發行貨币，從而實現發行貨币權利分散化、福利均等化，這在曆史上很多國家都是存在過的。即使在美國像中央銀行發展如此發達的國家裡，你也會看到不少公衆學者公開批評中央銀行，這放到發展中國家，可能出現更為嚴重的情況，發展中國家鑄币稅要比發達國家嚴重得多。

我們在這裡提出一個疑問，我們可以共同思考，發達國家是經曆從自由主義到幹預主義的這麼一種曆程，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是沒有這個曆程，包括我們的國家，有沒有可能出現這麼一個問題，我們國家政府在執行凱恩斯主義的貨币政策時是否找了超發貨币的理論依據，用個貶義詞來說就是借口。

五、中國的情況

剛才我給大家上傳了兩個圖表，這兩個圖表反映了主要國家的鑄币稅情況。我們可以看到和許多我們關注的國家相比，我們國家的鑄币稅是比較嚴重的。比如說按照2009年數據，我們國家的鑄币稅是4.3%，而其他國家超過2%的都比較少。

在第一個圖表中，我們可以看到中美兩國鑄币稅的比較，從2006到2009年的數據，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鑄币稅的大小一直是高于美國的，而且在2007年和2008年的時候，我們甚至達到了8%到9%的鑄币稅規模。如果考慮到我們國家稅收本身就很重的話，其實我們國民是承擔非常大的稅負的。

當然以上的數據隻是我們選取的兩組數據。以後大家在閱讀文獻的時候，你會發現有大量的關于鑄币稅的文獻和數據的估算，大家可以作為參考。但基本的我們可以作出判斷的是，中國和許多發達國家相比，鑄币稅是比較嚴重的。

在中國的情況的這部分中，我們探讨這麼幾個問題，當然有些問題我也沒有非常标準的答案，希望大家可以共同探讨。第一個問題是中國貨币政策的有效性問題，這涉及到中國具體的經濟結構，我們知道發達國家的貨币政策，它是基于發達國家的一種市場化經濟來設計的，但是我們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其實是不一樣的，比如我們的利率不是市場化的，那這樣貨币政策發揮其作用的途徑和有效性就需要重新考慮。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不能照搬國外的經濟學的事件，他們的數據和我們的相比，未必是具有可比性的，我們的貨币政策的效率需要單獨考慮，當然在這裡我們并不給出具體的答案，我們隻是提供這麼一條思路：如果政府并不能對貨币政策的有效性作出比較準确的判斷，而僅僅是增發貨币的話，那麼就有可能陷入剛才我們所說的政府打着貨币政策的幌子，來侵犯國民的财富。

特别是涉及到國内的情況，因為我們國家的建國時間比較短，而且又經曆了長時間的計劃經濟，當時我們信奉的經濟學都是馬克思經濟學，到了改革開放之後，我們才大量地接觸到市場經濟理論，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的西方經濟學，這就包括了凱恩斯主義。但是你會發現，國内的很多教材在經濟波動理論的時候，可能過多的關注凱恩斯主義，而對于古典宏觀以及其他學派對于凱恩斯的批判關注較少。

對于有些已經學過宏觀經濟學的同學來說，我們可以舉這麼一個教材的例子。比如說我們國内的教材中，比較常用的就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的西方經濟學微觀部分和宏觀部分，宏觀部分中對于經濟波動來說，它隻講了凱恩斯主義，對于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波動理論基本沒有涉及，這是傾向問題，也是政府政策的專業點不同的問題。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從理論角度解讀鑄币說的話，或者說解讀貨币政策，我們還需要重新考慮下自由主義和幹預主義的理論依據。經濟從亞當·斯密建立以來，是堅持自由主義的，而到了凱恩斯，才修正了自由主義的觀點，認為古典經濟學的假設有可能是錯誤的，所以就提出了自己的幹預主義的思想，後來的凱恩斯主義者和反凱恩斯主義者對于這些東西進行過不停的争論。

所以說從經濟學理論的角度來看，并不是哪個理論是正确的，而是哪個理論的假設是符合國家實際的。而具體到中國，我們看到，我們國家真正信奉的肯定是凱恩斯主義的，而不是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而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就一定不适應于中國國内嗎？這個問題我覺得政府過少地考慮了。比如說我們在計劃經濟以來的政府管理經濟的模式中，就自然而然地信奉了凱恩斯主義，因為凱恩斯主義主張國家幹預。

在這裡我們就可以提出另外一個經濟學中探讨問題——市場失靈問題。當然我們在這裡讨論的是宏觀上的市場失靈，而不是微觀的。因為凱恩斯主義是在宏觀失靈的時候，政府才需要幹預。這就可以同時提出另外一個術語——政府失靈。也就是說，真正是市場失靈了交給政府，政府就一定能比市場做得更好嗎？其實這個問題是需要回答的，而并不是說市場失靈了的東西交給政府，就一切完美了，其實有些時候即使是市場失靈了也不能讓政府幹預。

當然以上的觀點并不是說我們不能信奉凱恩斯主義，絕對不是這個意思。是說我們在政策和理論的取舍過程中，是需要區分情況的，就是說我們國家是一種什麼樣的市場結構，我們的現實符合哪一種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政策的假設，我們再找到比較好的政策依據，而不是純粹地認為我們可以運用貨币政策來幹預經濟。

下面一個問題我們也是探讨性的。這個和我們國家下一步的發展也是有關系的。最近我們會看到一些報道，發現我們在開始推行存款保險制度，而且國家對于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發論文，也就是說有這種可能：下一步中國的銀行和地方政府是有可能破産的。

這是一個在之前我們國家基本不探談的問題，特别是政府破産，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中，這個問題是一個僞問題，它不可能出現，而且銀行倒閉的情況也很少讨論。但為什麼這個時候我們國家提出了這兩個問題，我們可以做這麼一個思考：我們現在很多商業銀行建立，如果它經營不好，你允不允許它倒閉；如果地方政府出了一個比較嚴重的債務問題，你允不允許它破産。

對于這個問題我們當然不能給出一個标準答案，隻是我們引發這麼一個思考，可以考慮下發達國家是如何處理銀行倒閉和政府破産的，這兩個部門破産未必是不可行的，如果中國出現銀行倒閉和地方政府破産，中央政府又不允許，那有可能它唯一的路徑就是征發貨币以拯救。而如果中央政府始終采取貨币支持的方式來支持銀行和地方政府，那最終承擔成本的還是普通百姓，因為貨币的超發而導緻的鑄币稅是我們必須要承擔的，而且如果政府總是不受控制地運作，地方政府也就沒有動力改善自己的經營、管理，因為破産了有國家、中央政府來兜底，實際上真正兜底的還是我們公民。

最後做一個總結性的觀點（個人觀點），我們支持人民币成為世界貨币，但絕不支持國内超發貨币。

推薦下《經濟學（季刊）》的“鑄币稅：基于不同視角的理解“，《經濟研究》的“中國的鑄币稅與通貨膨脹：1952-2004”，央視的紀錄片《貨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