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何召鵬

bevictor伟德官网副教授

内容提要

“國民共進”，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的實踐表現。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民共進”問題的理論分析應包括兩個層次的内容：“國民共存”和“國民共進”。共存是共進的基礎與前提，共進是共存的結果與保障。對“國民共存”問題的分析應堅持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依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産力的發展水平和特點理解我國當前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所有制結構。對“國民共進”問題的分析應建立在準确把握社會主義公有制二重屬性的基礎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所表現出來的公共性和商品性，是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根源。準确理解和把握“國民共進”，是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關鍵，是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

關鍵詞 

國民共進；基本經濟制度；所有制結構；公有制二重屬性

————————————————————————————

一、引言

長期以來，社會上流行着國有企業“與民争利”的觀點。把國有企業放在“民”的對立面，營造“國”“民”對立的輿論氛圍，這對于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社會主義改革方向是不利的。這裡的“民”可以有兩種含義。一種是指全體人民。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重要形式，國家代表全體人民建立國有企業，占有、控制和使用公有的生産資料，為全體人民謀福利。可以說，國有企業與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緻的，不存在“國”“民”對立的問題。有學者指出，“如果國有企業通過讓廣大消費者支付高價來獲得高額壟斷利潤，并把壟斷利潤用于企業内部的分配，這樣的‘與民争利’要堅決反對。因此，政府要對煤、電、油、氣、水等的價格制定進行幹預，不能完全由國有企業自己定價”。但事實上， “國企、特别是央企在有關國計民生的重要産品上的定價權是受國家嚴格控制的，如果完全按照市場機制來定價，人們早已不能享受目前煤、電、水等的低價”。①

“與民争利”中“民”的另一種含義是指民營企業。持有“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争利觀點”的學者認為，國有企業的存在會擠壓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拖累了民營企業的發展進度，從而對整個經濟體構成‘增長拖累’”。②因此，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是根本對立的關系。筆者認為，這一觀點是值得商榷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國有企業具有盈利性的目标，這“必然導緻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在盈利部門和競争領域的争奪。在一些已經完全向民營企業放開的完全競争領域，國企與民企作為平等的獨立市場主體，發揮各自優勢，展開競争，優勝劣汰。這是遵循市場經濟基本規律的表現，也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主要體現。不能隻看到國有企業與民‘争利’，而沒有看到民營企業與國有經濟‘争利’。片面宣傳國有企業‘與民争利’，是不客觀、不公平的，容易誤導大衆”。③因此，國有企業“與民争利”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也是不能客觀反映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實踐的。

2016年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時指出，“把公有制經濟鞏固好、發展好，同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不是對立的，而是有機統一的。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應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④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關系（以下簡稱“國民共進”），已經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實踐所證實，并且必然會在将來的一段時間繼續發揮作用，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優越性的體現，也是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結果。

————

① 吳強：《國有企業：與民争利還是為民謀利?》，《紅旗文稿》2011年第15期。

② 劉瑞明、石磊：《國有企業的雙重效率損失與經濟增長》，《經濟研究》2010年第1期。

③ 何召鵬：《國有企業引領國民經濟高速發展》，《中國石油報》2017年3月21日。

④ 習近平：《毫不動搖堅持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推動各種所有制經濟健康發展》，《人民日報》2016年3月9日。

————

反對“國民對立”、支持“國民共進”的觀點也在逐漸被學界所接受。①筆者認為，應當進一步從理論上深入研究和分析“國民共進”問題，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功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理論學說，講好中國故事，并運用科學的“國民共進”理論指導社會主義經濟實踐和國有企業改革。

本文試圖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研究“國民共進”背後的理論邏輯，運用唯物史觀解釋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共進、共存問題。文章接下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獻綜述部分，梳理了目前“國民共進”的相關研究，并提出進一步的研究方向和本文的立足點與創新之處；第三部分基于唯物史觀，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産力發展水平和特征，分析了國民共存的生産力基礎；第四部分分析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在當前生産力水平下的内在二重屬性——商品性和社會性，國有經濟的商品性使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得以共存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并且相互競争、相互促進、共同發展，而國有經濟的社會性促進了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優勢互補，為“國民共進”提供了根本保障；第五部分是結論和政策建議。

二、近年來有關“國民共進”的文獻綜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綜合國力不斷提升，這些事實有力地粉碎了國有企業“與民争利”“國民對立”等錯誤觀點，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國民共進”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真實寫照，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才是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的壓艙石和推進劑。

楊瑞龍認為，産生“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相互對立”的錯誤觀點的根源在于傳統理論的滞後，研究“國民共進”問題必須采取直面現實的研究方法。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具有彌補市場失靈、承擔國家經濟轉型任務、應對外部沖擊等重要作用，國有經濟的存在有利于促進民營經濟乃至國民經濟整體的發展。

————

① 文一：《創造市場與技術：國企為什麼有必要存在》，《文化縱橫》2018年第6期；楊瑞龍：《國有企業改革邏輯與實踐的演變及反思》，《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蓋凱程、周永昇、劉璐：《“國民共進”：中國所有制結構演進的曆史性特征——兼駁“國進民退”論》，《當代經濟研究》2019年第10期；謝富勝、王松：《在協同競争中推動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教學與研究》2020年第12期。

————

因此，應當構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相适應的“國民共進”微觀基礎，“讓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分别在它們适宜發展的領域發揮作用，即國家隻要以社會福利最大化為基本原則及對國計民生行業進行有效控制，保留适宜政府直接經營或控制的産業，對于那些适宜市場化經營的領域則更多地交給民營經濟去經營，或者對處于這一領域内的國有企業進行産權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的改造，那麼，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就完全可以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共同發展壯大”。①李幫喜等構建了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共存的生物動力學模型，認為“一方面，國有企業可以獨立于私營企業穩定存在，并能保證國民經濟繼續發展，國有企業同時也是經濟發展的調節者，可引導私有企業合理發展。另一方面，引入私有企業可使得市場競争機制更為有效，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激發整體經濟的活力，進而提升中國經濟的整體效率”。②洪功翔等将生物學中的共生理論引入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互動關系的研究中，借鑒兩種群共生演化的理論模型，讨論了“寄生、偏利共生、互惠共生三種共生模式的均衡解及其穩定條件，并運用2000—2015年中國30個省級行政區的面闆數據，建立了共生度的靜态、動态面闆模型，以判斷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之間的共生發展模式。研究發現，中國的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存在非對稱性互惠的共生發展關系”。③

以上學者從不同視角提出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共進關系，其中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的發揮是實現“國民共進”的關鍵。這對于準确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中不同所有制經濟的關系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但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相互促進關系，是如何實現的呢?一些學者針對這一問題展開了論述。

文一從工業化進程中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産業互補的角度研究了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關系。他認為，國企與民企是互補的，不是相互排斥的。它們在國民經濟中和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分工不同。國企和民企之間相對合理的分工、布局及相得益彰的産業互補關系，是中國經濟成功的關鍵。因為“任何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需要提供大批量的公共産品和公共服務來與經濟發展配套及突破經濟發展中的巨大瓶頸，比如水利、通信、能源、供水、交通基礎設施、國防、軍工、教育、醫療、郵政、金融、社會治安、稅收、科研等”。

————

① 楊瑞龍：《國有企業改革邏輯與實踐的演變及反思》，《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

② 李幫喜、崔震：《中國國有企業與私有企業的經濟角色關系研究——基于動力學演化模型的分析》，《當代經濟研究》2016年第9期。

③ 洪功翔、顧青青、董梅生：《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共生發展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基于中國2000—2015年省級面闆數據》，《政治經濟學評論》2018年第5期。

————

這就需要國有企業“不斷地提供變化中的經濟增長所需要的一切公共産品和服務，支持國家長遠發展戰略實施，協調市場經濟中的各個部門和降低其交易成本，克服市場缺失和失靈，參與初次和二次資源配置與收入分配，彌補市場機制在配置資源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缺位、缺陷與不足”。①謝富勝等也指出，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分工上具有較強的互補性，在資源整合、技術創新等方面相互協同，又圍繞中間品價格、質量性能和技術标準進行有效競争。不同所有制經濟之間的協同競争是支撐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條件，促進經濟高速增長并在外生沖擊下保持平穩運行”。②張傑等從創新鍊的角度研究了構建國進民進新格局的重要性。他們認為，“一方面，在制約中國産業轉型升級的基礎創新、原始創新以及關鍵共性技術與創新方面，利用國有企業的綜合創新優勢，鼓勵國有企業的全面進入和集中攻關，解決這些具有公共産品性質以及半公共産品性質方面的核心制約因素和關鍵短闆問題，夯實、強化和提升産業的基礎性競争力和國際競争力；另一方面，在推進中國産業轉型升級的産品創新、工藝創新、集成創新以及産學研一體化等方面，鼓勵民營企業利用市場化機制全面進入和擴大投資，通過與國有企業構建起‘利益相關、功能互補’的創新鍊和産業鍊的協同合作體系，通過國有企業将公共産品性質以及半公共産品性質的技術創新知識外溢給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再按照市場化邏輯構建起整體的産業鍊協作體系以促進産業的轉型升級”。這種“國民共進”的創新機制将有利于助推我國經濟轉型升級和國家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③洪功翔等重點研究了國民共生發展的作用機理，認為國民共生的作用機制主要包括：市場規模效應，有利于實現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雙赢；優勢互補效應，有利于發揮國企特殊功能和民企的靈活優勢；相互競争效應，有利于提升中國企業整體競争力；分工合作效應，有利于促進産業鍊配套、應對國際競争、實現重大科技研發分工；要素流動效應，有利于人才和技術的流動、促進股權流動等。④

以上學者對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作用路徑進行了深入分析，這些作用機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正确解釋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關系，也可以成為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經濟起飛的成功經驗。

————

① 文一：《如何正确理解國企與民企的關系——紀念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政治經濟學刊》2018年第2期。

② 謝富勝、王松：《在協同競争中推動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教學與研究》2020年第12期。

③ 張傑、吉振霖、高德步：《中國創新鍊“國進民進”新格局的形成、障礙與突破路徑》，《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7年第6期。

④ 洪功翔、顧青青、董梅生：《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共生發展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基于中國2000—2015年省級面闆數據》，《政治經濟學評論》2018年第5期。

————

筆者認為，還需要把成功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理論學說，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層面進一步深入分析“國民共進”作用機制背後的邏輯基礎，使“國民共進”理論更具有解釋力和指導性。

本文在現有文獻的基礎上，從兩個方面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民共進”的理論展開分析：一方面論述“國民共存”問題，即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能夠在現階段共同存在；另一方面論證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國民共存”是“國民共進”的基礎和前提，“國民共進”是“國民共存”的表現和保障。理論分析應當分别論述為什麼在現階段可以“國民共存”，以及為何可以“國民共進”。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關系本質上是不同所有制經濟相互之間的關系。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有經濟是公有制的主要表現形式，而民營經濟是私有制經濟的代表。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同所有制經濟相互關系的研究是解釋“國民共進”現象的理論基礎，而研究“國民共存”和“國民共進”問題，本質上是要研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民所有制與私有制的共存和共進問題。那麼，所有制關系由什麼決定?根據唯物史觀，生産資料所有制是整個生産關系的基礎。生産力決定生産關系，是通過生産力決定和影響所有制關系，進而決定和影響建立在所有制基礎上的整個生産關系體系和社會關系。“隻有把社會關系歸結于生産關系，把生産關系歸結于生産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據把社會形态的發展看做自然曆史過程。”①所以，要研究所有制關系，必須研究當前階段的生産力發展水平和特征。解釋“國民共存”和“國民共進”問題，必須回歸生産力決定生産關系的基本原理。抛開這一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是無法從根本上回答這一問題的，隻能得到一些表面上的解釋。因此，從唯物史觀的視角系統研究“國民共存”和“國民共進”問題，是本文的立足點，也是本文的創新之處。

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民共存”問題研究

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共存問題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産力發展水平和特征決定的。整體而言，與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産主義社會相比，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産力水平較落後，并不具備實行單一公有制的生産力基礎，而且社會主義生産力具有發展不平衡的特征，這決定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然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

————

① 《列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2頁。

————

一般而言，一定社會生産力的發展水平通過生産的社會化程度來衡量，而生産的社會化程度由生産中的分工的發展水平決定。“一個民族的生産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于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任何新的生産力，隻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産力單純的量的擴大（例如，開墾土地），都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發展。”①而“受分工制約的不同個人的共同活動産生了一種社會力量，即成倍增長的生産力。因為共同活動本身不是自願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這種社會力量在這些個人看來就不是他們自身的聯合力量，而是某種異己的、在他們之外的強制力量。關于這種力量的起源和發展趨向，他們一點也不了解；因而他們不再能駕馭這種力量，相反，這種力量現在卻經曆着一系列獨特的、不僅不依賴于人們的意志和行為反而支配着人們的意志和行為的發展階段。”②由于分工的存在，社會整體的生産力是由各個相互聯系的部分構成的。生産力中的整體與局部、局部與局部之間的關系構成了生産力結構。生産力的整體發展水平和結構決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性質和結構。③

（一）現代化的社會分工是國有經濟存在的生産力基礎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産力是建立在現代化的社會分工基礎上的。随着社會分工程度的不斷發展，不同行業、部門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生産力對于社會整體的協作水平要求越來越高。資本主義社會由于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之上，私人資本無法實現整體社會生産的協調發展，造成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日益嚴重。資本主義國家吸取危機的教訓，通過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組建國有企業，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資本主義的内在矛盾，但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宏觀調控和國有企業，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的内在矛盾和周期性危機。而且，随着資本主義國家宏觀調控的加強，國有經濟比例上升，一旦威脅到私有資本利益，必然遭到整體資産階級的反對，從而削弱國有經濟的力量，減小宏觀調控的力度，使得社會化大生産與生産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存在的情況下難以消除，甚至愈演愈烈。20世紀70年代危機後資本主義國家向新自由主義的轉向根本原因正在于此，這種改革無法從根本上改善資本主義的狀況，反而在2008年集中爆發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7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5頁。

③ 方敏：《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與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教學與研究》1997年第12期。

————

與資本主義社會處在同一時代的社會主義社會，也是建立在現代化的社會分工基礎之上，社會主義國家通過建立全民所有制經濟，即國有經濟，國家代表全體人民占有、控制和使用生産資料，使得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性明顯增強。這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産力發展要求，從根本上促進了生産力水平不斷提高。因此，社會主義國家國有經濟存在的根源在于生産力水平和現代化分工。有觀點認為，我國發展國有經濟是因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這種分析并沒有足夠的解釋力。根據唯物史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正是我們在經濟基礎上堅持了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決定了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而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經濟基礎，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産力發展水平決定的。①現代化分工是國有經濟存在的生産力基礎。隻有認識到這一點，才能從根本上解釋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存在的合法性；也正是因為堅持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才從根本上得到了保障。

（二）社會生産力發展的不平衡決定了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

雖然社會生産力的整體發展水平已經達到了現代化的社會分工程度，但生産力的不同組成部分之間存在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有些部門或行業發展水平高，而有些部門或行業生産力發展水平落後，這一不平衡的發展特征，從根本上決定了不同所有制經濟的并存。由于存在舊式社會分工，某些行業或部門的技術水平較高，社會化分工程度也更高；也有一些行業或部門在整個社會分工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關鍵，如基礎工業、能源、交通運輸行業以及新興的互聯網平台經濟等。這些部門或行業的生産力發展水平要求采取與之相适應的全民所有制形式，即國有經濟。②因此，對于關系到國計民生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關鍵行業和領域，一般都需要建立國有經濟。這是由生産力發展水平決定的，是适應社會化大生産要求的表現。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有利于從整體上協調社會生産力的發展。

而在一些技術發展水平落後、分工程度較低的行業或部門，則不太适合采取全民所有制經濟。改革開放前，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所呈現出來的諸多問題，證明了所有制結構必須與生産力結構和發展水平相适應，否則就會阻礙生産力的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建立在生産力發展不平衡的基礎之上的，生産力結構中社會化程度比較低的這部分經濟成分，并不能夠通過人為因素一下子提高。

————

① 何召鵬：《唯物史觀視角下馬克思所有制理論的科學内涵及其當代價值研究——兼評“取消所有制分類”等錯誤觀點》，《政治經濟學評論》2019年第4期。

② 林崗：《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研究》，北京：求實出版社，1987年，第280-295頁。

————

關于這一點，恩格斯在《共産主義原理》中指出：“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廢除？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産力擴大到為實行财産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樣。因此，很可能就要來臨的無産階級革命，隻能逐步改造現今社會，隻有創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産資料之後，才能廢除私有制。”①因此，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然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情況。

這是從生産力的發展特征來解釋為什麼我國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得以共存，這也是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生産力基礎。黨的十九大報告再次強調兩個毫不動搖，是對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共存發展的肯定和堅持。但需要明确的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共存關系中，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必須發揮主導作用。這是由社會生産力的整體發展水平已經達到現代化社會分工程度所要求的。離開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不利于生産力的發展和解放，也無法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也就無從談起了。

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民共進”問題研究——基于國有經濟二重屬性的視角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民共進，是建立在對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内在屬性的系統分析基礎之上的。對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關系的錯誤認識是沒有準确把握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或國有經濟的内在屬性造成的。其混淆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公有制同未來社會公有制内在屬性之間的差異，缺乏唯物史觀視角的分析。

根據唯物史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産力發展水平和特征決定了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具有公共性和商品性的二重性，②而具有二重性的國有經濟是促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民共進”的根本原因。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相互促進，可以分别從國有經濟的二重性來論述：一方面，國有經濟的商品性為“國民共進”提供了必要條件，使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可以共存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相互競争、相互促進、共同提高；另一方面，國有經濟的公共性，使其行為邏輯以國家整體利益為根本，而不僅僅以盈利為目的。

————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4頁。

② 張宇：《論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經濟研究》2016年第6期。

————

國有經濟的公共性，有力地促進了國民經濟以及民營經濟的整體發展，保障了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動社會生産力的進步，這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

（一）國有經濟的商品性是“國民共進”的必要條件

國有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表現形式。公有制的屬性決定國有經濟的屬性。馬克思恩格斯有關公有制一般屬性的觀點認為，生産資料歸全體勞動者共同所有，消滅了商品交換關系産生的基礎。因此，在公有制條件下，商品關系也将被消除。但結合社會主義發展的不同階段，情況有所不同。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将共産主義社會區分為高級階段和低級階段，為我們的分析打開了思路。馬克思認為，在共産主義社會高級階段，舊式分工消失，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是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随着個人的全面發展，社會生産力也增長起來，社會财富充分湧流，全體勞動者各盡所能，按需分配。①

但在共産主義社會的低級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階段，生産力還帶有資本主義舊社會的一些特征，生産力發展水平與共産主義社會高級階段相比較仍然較低，尤其是未經過資本主義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家，生産力水平落後，這些特征更加明顯。此時的社會财富并未充分湧流，還不能按需分配。勞動仍然是一種謀生的手段，勞動者必須與生産資料結合，參與必要的勞動，才能獲取必要的收入和生活資料。但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區别在于生産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使全體勞動者平等地占有社會生産資料，沒有任何一個勞動者可以憑借對生産資料的私人占有權不勞而獲，社會依據等量勞動相交換原則進行按勞分配。

通過對社會主義階段的公有制實現過程的進一步分析我們發現，雖然生産資料歸全體勞動者共同所有，但是對于任何一個勞動者而言，并不獨立地占有生産資料，勞動者必須從事生産活動，憑借付出的勞動量獲取等量的生活資料。“生産者的權利是同他們提供的勞動成比例的”，②勞動者隻有投入了社會所需要的勞動，才能真正享有作為生産資料所有者的權利。

————

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436頁。②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頁。

————

按勞分配中所采取的等量勞動相交換原則，“是商品等價物的交換中通行的同一原則，即一種形式的一定量勞動同另一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①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分工的存在導緻需要進行産品交換，而産品的交換也應當遵循這一原則，這是實行按勞分配的前提和基礎。這就導緻與公共生産資料相結合從事生産活動的勞動者，在産品交換時，具有一定的獨立利益。獨立利益根源于勞動力所有權歸勞動者個體所有，也來自于生産資料公有但單個勞動者并不占有這一特性。根據生産力發展水平和社會分工條件下社會主義公有制所表現出來的特征以及按勞分配中的等量勞動相交換原則，我們可以得出社會主義公有制具有商品屬性的結論。

但必須認識到，社會主義公有制所表現出來的商品屬性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商品屬性有本質區别。前者建立在勞動者整體占有生産資料基礎之上。公有制的商品屬性是與生産力發展水平相适應的形式上的表現。由于占有生産資料的平等地位，勞動者之間隻能憑借勞動獲取收入。而資本主義私有制下，資本家可以憑借占有的生産資料無償占有勞動者創造的剩餘價值，勞動者的勞動力表現為一種商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以雇傭勞動的形式與生産資料相結合。資本主義私有制表現為一種完全的商品性，而社會主義公有制僅僅是具有商品性的形式，是一種不完全的商品性或局部商品性。

公有制的商品屬性決定了社會主義國有經濟也具有商品屬性。在微觀領域，國有經濟的商品性使得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相互競争，相互影響，共同發展。通過市場機制實現人、财、物在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之間的交流與配置，促進生産效率的提升和社會整體發展水平的提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這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通過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釋放了所有制優勢，使國有經濟逐漸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獨立主體，同私有制經濟在市場經濟中共同發展，各自發揮優勢，利用市場經濟手段提高資源配置效率。2015年11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我們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我們要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既要‘有效的市場’，也要‘有為的政府’，努力在實踐中破解這道經濟學上的世界性難題”。②而改革開放前計劃經濟問題的根源在于對國有經濟内在屬性的誤判，教條地以馬克思對未來社會公有制的論述為指導構建計劃經濟體制和國營經濟運營模式。

————

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4頁。

② 習近平：《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

————

在這一觀點的影響下，國有經濟必然無法與私有經濟和市場經濟兼容。可見，認清國有經濟的商品屬性是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前提，也是準确把握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得以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共存共進的理論基礎。

（二）國有經濟的社會性保障了“國民共進”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公有制主要體現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所有制，即國有經濟，國家代表全體勞動者占有、控制、管理生産資料，國有經濟是公有制的主要存在形式。與未來社會不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公有制由國家代表全體勞動者占有生産資料，以國有企業為中介，通過勞動者與生産資料的間接結合從事生産、分配、交換和消費等一系列經濟活動。随着生産力的發展，生産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由國家代表全體勞動者占有生産資料，對生産資料實行統一的計劃和調配，使個人生産力變成社會生産力，最大程度地适應生産社會化的要求，從根本上消除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基本矛盾。

為了使生産資料的占有、使用和分配滿足全體勞動者的共同利益，國有經濟成為國家對經濟運行進行必要的計劃調節和幹預的重要手段，這體現了國有經濟的公共性或計劃性。國有經濟的公共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公共生産資料的使用方面。通過建立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産管理體制，有計劃地安排和使用生産資料。2016年10月10日至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指出，要使國有企業 “成為黨和國家最可信賴的依靠力量，成為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決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為貫徹新發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為實施‘走出去’戰略、‘一帶一路’建設等重大戰略的重要力量，成為壯大綜合國力、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為我們黨赢得具有許多新的曆史特點的偉大鬥争勝利的重要力量”。①“六大力量”的論述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公共性對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性。二是市場機制的運用方面。采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通過有計劃地引導市場，滿足社會主義生産的目的。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準确定位和把握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必須正确認識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關系。

————

① 姜潔：《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不動搖開創國有企業黨的建設新局面》，《人民日報》2016年10月12日。

————

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機統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既不能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①發揮政府的作用，歸根結底體現的是國有經濟的計劃性。如果沒有公有制為主體，“有為政府”也很難實現。

有些觀點片面地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的宏觀調控等同于資本主義國家的宏觀調控，這種觀點沒有認識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區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建立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之上的，政府的宏觀調控帶有明顯的計劃性特征，這是公有制本質屬性的外在表現，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越性。面對市場經濟中存在的盲目性、滞後性等弊端，社會主義國家以強大的公有制經濟為依托，對市場經濟進行有計劃的宏觀調控。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宏觀調控，由于受到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限制，調控範圍被限制在不損害資産階級利益的界限内，這種宏觀調控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以及其表現出的周期性危機、貧富分化等經濟社會弊端。因此，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政府調控代表的是資産階級的利益。如果國家幹預過多，影響到資産階級的利益，就會受到資産階級的反對。而社會主義國家的宏觀調控，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宏觀調控，代表的是全體勞動者的利益。

與初級階段的生産力水平相适應，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的公共性表現出如下特征，而這些特征從根本上保障了“國民共進”的實現。首先，國有企業的生産不能隻關注微觀效率和私人利益，還必須滿足社會的共同利益，承擔重要的社會責任，提升宏觀效率，②這為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民營經濟的成長提供了必要的基礎條件，比如國有經濟重點投資于基礎設施領域、基礎工業、能源、基礎研發領域等等。這些行業的國有經濟保障了國家整體經濟的起飛和資本積累，③也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公共産品，彌補了市場失靈。④這是“國民共進”得以實現的關鍵。

其次，國有企業的管理除了由勞動者參與民主管理之外，還必須接受全體勞動者及國有資産管理部門的監管。這保證了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為國家整體利益服務，而不是為國有企業的負責人或者國有企業内部員工服務，這也要求國企改革通過制度設計防止國有經濟成為某些人牟利的工具。

————

①《正确發揮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人民日報》2014年5月28日。

② 劉元春：《國有企業宏觀效率論——理論及其驗證》，《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5期。

③ 趙峰、張晨、馮志軒：《試論國有企業是後發國家資本積累的有效制度安排》，《教學與研究》2012年第11期。

④ 文一：《如何正确理解國企與民企的關系——紀念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政治經濟學刊》2018年第2期。

————

2018年10月24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國務院關于2017年度國有資産管理情況的綜合報告》和《國務院關于2017年度金融企業國有資産的專項報告》。這是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國有資産“家底”，向全體人民交出一份涵蓋各級各類國有資産的“明白賬”。這體現了我國從政治制度上保障國有經濟的發展和管理應當符合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不同于民營經濟的營利性目标。這也體現了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互補性，這種優勢互補有利于促進“國民共進”。

最後，國有企業的分配中“經濟剩餘不歸任何個人和集團所有，它在本質上屬于社會所有的公共積累，一部分以利稅的形式上繳社會，一部分留給企業擴大再生産，經濟剩餘的這種公共性是生産資料公有制在分配關系上的集中體現”。①2017年11月，國務院印發了《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實施方案》，決定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彌補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缺口。2019年7月19日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财政部資産管理司介紹，近期将對35家中央管理企業實施國有資本劃轉充實社保，預計中央層面59家企業劃轉國有資本總額在6600億元左右。這是國有經濟保障全體人民利益的體現，是對人民利益的保障，是對民生工作的促進，有利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共同富裕，也為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提供了更加穩定的外部環境。

綜上所述，國有經濟的商品性保障了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相互競争、相互學習，共同發展；國有經濟的公共性從整體上促進生産力的解放和發展，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必要的基礎條件和發展環境，促進了“國民共進”局面的形成。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堅持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民共進”問題從兩個方面進行了理論分析。一是“國民共存”問題，即為什麼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并允許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存。筆者從唯物史觀的視角出發，依據 “生産力決定生産關系”的基本原理，分析了當前階段生産力的發展水平和特點。社會主義建立在現代化分工的基礎上，社會化大生産水平的提高要求以公有制為主體，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産力發展的不平衡，導緻某些行業由公有制經濟主導，而另一些行業允許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生産力的特征是實行基本經濟制度的根本原因。二是“國民共進”問題，即為什麼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是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共進關系。

————

① 張宇：《論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經濟研究》2016年第6期。

————

筆者認為，對這一問題的分析應建立在準确把握社會主義公有制二重屬性的基礎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所表現出來的公共性和商品性，是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根源。根據唯物史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産力發展水平和特征決定了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具有公共性和商品性的二重性，而具有二重性的國有經濟是促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民共進”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國有經濟的商品性為“國民共進”提供了必要條件，使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共存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相互競争、相互促進；另一方面，國有經濟的公共性，使國有經濟的行為邏輯以國家整體利益為根本。國有經濟的公共性，保障了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動了社會生産力的進步，有力地促進了民營經濟及國民經濟整體的發展，實現“國民共進”，這是社會主義所有制優越性的集中體現，是其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發展中國家所不具備的。“國民共存”與“國民共進”也是相互統一的關系，共存是共進的基礎與前提，共進是共存的結果與保障。實現“國民共進”是助推中國經濟騰飛的重要制度安排，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之一。新時代的深化改革，必須認識到 “國民共進”，并采取制度措施進一步保障“國民共進”。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經濟走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要求在更高水平、更高質量上推進國民共進。筆者認為，要實現高質量的“國民共進”需要做到以下三點。一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始終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充分發揮國有經濟帶動經濟整體發展的重要作用。這是保障社會主義改革方向的根本要求，也是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當前，國有企業改革進入深水區，應當牢牢把握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目标，改革不适應當前生産力發展水平的經濟制度，推進國有經濟管理向更高效率、更高水平躍升。二是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建設離不開國有經濟，也同樣離不開民營經濟。“國民共進”才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有效制度安排。近年來，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态，經濟轉型升級進入新階段，複雜的國内外形勢和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使民營經濟發展遇到一些難題和障礙。政府應當充分考慮民營經濟發展中遇到的困難，采取必要措施幫助民營經濟度過難關。三是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從微觀層面實現國民高質量共進。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争力，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因此，推動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實現“國民共進”的重要措施和手段，也是促進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形成合力、共同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制度安排。但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必須強調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這是不容忽視也是必須堅持的根本原則。

（來源：《政治經濟學評論》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