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院院長陳斌開的文章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管主辦的經濟類管理類學術期刊《管理世界》刊發。文章收錄于《管理世界》2022年第6期（Vol.38 No.6）“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 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體系”主題内，現将原文轉載如下。

關于推進中國特色發展經濟學理論創新的思考

作者：陳斌開

新中國成立七十多年來，特别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改革開放之初的1981 年，中國人均 GDP 僅為 447 美元，而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 GDP 為 1455 美元，中國人均 GDP 僅約為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人均 GDP 的 1/3。40 年後的今天，2020 年中國人均 GDP 為 10370 美元，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均GDP（1582美元）的近7倍。1981 年，中國貧困人口為 8.78 億，是非洲的 4.3 倍。2020 年，中國全面實現小康，消除了絕對貧困，而非洲的貧困人口數在這一時期卻從 2.05 億上升到了 2018 年的 4.4 億①。中國反貧困的成功實踐為世界反貧困鬥争做出了巨大貢獻，基于世界銀行1.9美元/天的貧困标準，1981 年至 2018 年中國貧困人口下降占全球貧困人口下降的 70%；以3.2美元/天為貧困标準，中國貧困人口下降占全球貧困人口下降的90%。

現有西方發展經濟學理論難以解釋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迹，對世界上其它發展中國家的指導意義也很有限。發展經濟學的第一波思潮興起于 20 世紀 50 年代，這一時期的發展經濟學被稱為“結構主義”學派，其核心主張是以政府幹預克服市場失靈，通過大規模政府投資優先發展工業部門（特别是重工業部門）和城市部門，加快欠發達國家結構轉型和經濟增長。很多欠發達國家都受到“結構主義”思潮影響，采用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然而，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績效乏善可陳。與此相反，未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東亞經濟體卻取得了奇迹般的快速增長。“結構主義”在實踐中的失敗讓發展經濟學研究陷入低潮。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思潮在西方學術界逐步占據主流，發展經濟學開始轉向新自由主義。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者認為，“結構主義”政策在發展中國家失敗是因為政府對市場過度幹預，造成資源錯配、價格扭曲和腐敗叢生；因此，發展中國家需要通過市場化改革來推動其經濟發展。20 世紀80 年代，很多發展中國家按照“華盛頓共識”進行改革和轉型，然而，其發展績效往往比 50、60 年代更差，甚至陷入循環往複的經濟和金融危機。

無論是結構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思潮，都倡導以宏觀改革（如進口替代、休克療法）推動經濟發展和轉型，兩種思潮在實踐層面的失敗導緻 20 世紀 90 年代後發展經濟學逐步從宏觀向微觀轉變。微觀發展經濟學側重于對具體問題（如教育、健康、收入等）的研究，避免了宏觀分析缺乏微觀基礎的缺陷。近年來，随着政策評估、随機實驗等研究方法的快速發展，發展經濟學研究越來越微觀化。然而，基于随機實驗方法的研究鮮有理論創新，缺乏全局視野。其研究結論可能在微觀實驗時有效，一旦推廣到宏觀整體，效果就大打折扣，對發展中國家的指導意義有限。

過去幾十年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實踐表明，無論是結構主義、新自由主義，還是當前西方主流發展經濟學，對發展中國家幫助都非常有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既沒有簡單采用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也沒有依賴随機實驗方法及其結論。但是，恰恰是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發展奇迹，這無法在西方發展經濟學理論裡得到解釋。理論的目的是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中國特色發展經濟學理論首先要能夠解釋中國經濟發展的偉大實踐，以及衆多發展中國家成敗得失的原因；并在此基礎上，能夠指導中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的實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中國學者在發展經濟學理論創新中始終扮演重要角色。20 世紀 40 年代，老一輩經濟學家對中國以及其它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道路進行了諸多探索，其中，張培剛先生的《農業與工業化》是一部國際公認的發展經濟學奠基之作。他指出，農業國要想實現經濟起飛和經濟發展，就必須全面（包括城市和農村）實行“工業化”，農業和工業相互依存，需要協調發展。這些理論洞見至今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20 世紀 80 年代末期，在發展經濟學衰落之時，張培剛先生倡導建立新型發展經濟學，認為發展經濟學要擴大研究範圍、改進研究方法。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取得了長足進步，其中，林毅夫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是重要的代表之一。新結構經濟學強調，産業升級是欠發達國家實現持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推動産業升級需要遵循比較優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産業升級過程中存在市場失靈，需要充分發揮政府“因勢利導”的作用。新結構經濟學以中國經濟發展實踐為藍本，基于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成敗經驗，為推進中國特色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作出了貢獻。但是，其理論體系尚不完善，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學理論體系構建依然任重道遠。

面向未來，我們應該如何推進中國特色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創新？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曆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着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為構建中國特色發展經濟學理論體系指明了方向。具體而言，我們至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第一、紮根中國大地，深入了解實際。構建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學理論體系首先要對中國經濟發展實踐有深入的理解。對于研究者而言，了解實際主要基于兩種方式：實地調研和統計數據。兩種方式各有優劣，統計數據一般樣本量大、覆蓋面廣，更容易進行量化研究；實地調研則更加深入、全面、立體，定性分析可以更為深入。近年來，随着定量研究方法的普及和數據資源的不斷豐富，基于數據的定量分析越來越普遍。但是，很多重大經濟現象不一定可以用數據來刻畫，即使能刻畫也不一定能準确反映真實世界的實際情況，數據分析不能替代實地調研。要真正做到紮根中國大地，需要更加重視調查研究，将數據分析和實地調研有機結合，提高研究的深度、厚度和溫度。

第二、創新理論思維，拓展學術思想。中國經濟發展實踐取得了巨大成功，為發展經濟學理論創新提供了沃土，構建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學理論體系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要将實踐上的成功轉化為理論上的創新，需要強大的理論思維能力，不僅要了解中國經濟實踐，更要在實踐基礎上提煉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目前，盡管西方發展經濟學理論在實踐中屢屢失敗，但學術話語權依然掌握在西方經濟學家手中。近年來，中國學者開始探索構建基于中國實踐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但其國際學術影響力依然有限。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創新理論思維，拓展學術思想，不斷豐富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學理論體系。

第三、立足宏觀全局，注重微觀基礎。近年來，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斷進步和微觀數據的不斷豐富，微觀發展經濟學大行其道，宏觀發展經濟學則日漸式微。微觀發展經濟學的優勢在于對具體問題的研究更為深入、細緻，但往往隻能針對某個局部、孤立的現象開展研究。發展經濟學的研究既要注重微觀基礎，也要立足宏觀全局，因此有必要大力推動中國特色宏觀發展經濟學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在多個方面獨具特色，比如，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産業結構持續升級等。中國經濟轉型、産業升級對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有重要的參考意義，構建基于中國實踐的宏觀發展經濟學有助于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

第四、堅持全球視野，勇立時代前沿。構建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必須堅持全球視野。其一，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與世界各國經濟緊密相連，理解中國經濟必須要有全球視野。其二，理論創新需要充分吸納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必須在開放中推動理論發展。中國特色發展經濟學理論還需要體現時代特征。一方面，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發展階段，現有發展經濟學理論集中于研究低收入國家如何推動工業化，對于中等收入國家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則較少涉及，這是未來理論研究的重要突破口之一。另一方面，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深刻地改變世界，數字經濟時代的諸多現象難以用傳統經濟學理論解釋，為理論創新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學理論需要勇立時代前沿，深入研究新時代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征，不斷推動理論創新。

注釋

①數據來源：世界銀行，聯合國統計司，人均GDP 為2010年不變價美元。

原文刊發：

高培勇、樊麗明、洪銀興、韓保江、呂炜、白重恩、洪永淼、蔡繼明、寇宗來、黃群慧、劉元春、劉尚希、楊燦明、龔六堂、劉守英、陳斌開、郭凱明、金碚、李曦輝、劉秉鐮、陸銘、洪俊傑、劉錫良、陳詩一：《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 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體系》，《管理世界》，2022年第6期，第1~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