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victor伟德官网與中國互聯網經濟研究院、首都互聯網經濟發展研究基地合作，共同發起《中财戰“疫” 助力“六穩”》系列評論。我院史宇鵬、伏霖、徐翔、金星晔、田子方老師積極參與此次活動，發揮學科優勢和專業特長，分析新冠疫情的影響，堅定戰勝疫情的信心，為抗擊疫情和經濟發展獻計獻策。五位老師文章發表以來，社會反響積極熱烈，閱讀人次總計超過200萬。

史宇鵬：從交易成本角度來看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戰與機遇

作者簡介：史宇鵬，bevictor伟德官网中國互聯網經濟研究院副院長，bevictor伟德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1998、2001年于南京大學獲得法學學士、社會學碩士學位，2007年于北京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學術兼職包括中國工業經濟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信息經濟學會理事等。主要研究領域為互聯網經濟、社會經濟學等。目前，已在《經濟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經濟》等國内高水平學術期刊和SSCI來源期刊發表論文數十篇，研究成果榮獲北京市第十五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教育部第七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等多項省部級科研獎勵。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今年1-3月經濟數據。

正文如下：

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巨大沖擊源自疫情導緻交易成本急劇上升

2020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發，對世界各國都造成了巨大沖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傳播速度非常快，截至北京時間4月11日，我國确診新冠肺炎病例83482例，死亡3349例；全球确診新冠肺炎病例1610909例，死亡99690例。新冠肺炎疫情的大面積爆發已經對我國乃至全球經濟造成重大沖擊。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1-2月份，我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下降13.5%，服務業生産指數同比下降13.0%，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20.5%，全國固定資産投資（不含農戶）同比下降24.5%。在美國，勞工部的數據顯示，3月份美國失業率達4.4%，環比上升0.9%，創1975年1月以來最大單月增幅；3月最後兩周約有1000萬美國人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創曆史新高。新冠肺炎疫情目前還在發展之中，各國經濟極有可能繼續下滑，已經有學者悲觀地預測，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經濟的打擊程度有可能達到甚至超過上世紀的大蕭條。

事實上，相對于上個世紀的大蕭條而言，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的應對不可謂不迅速。以美聯儲為例，它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空前的舉措，包括史上最大幅度的單次降息、實行無限制的量化寬松（QE）等措施，極力維護金融市場穩定和投資者信心。盡管如此，IMF等機構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将出現大幅負增長，且情況還有可能惡化。

為何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沖擊這麼大呢？當然可能有很多潛在的解釋，筆者則認為，新冠肺炎病毒這種未知病毒所帶來的交易成本的急劇上升，是導緻市場萎縮和經濟惡化的根本原因。從理論上講，市場範圍、勞動分工和交易成本之間存在着非常密切的關系。市場範圍的擴大，導緻人們可以更加專注于更少種類的商品的生産（市場變大了，再小衆的商品也能夠找到買家），從而帶來分工的深化和效率的提升；分工的深化，導緻人們為了滿足各方面的需求，又必須建立範圍更大的市場；當然，分工與市場之間的這種雙向反饋機制又會受到交易成本的影響，因為成本顯然會影響到人們願不願意到市場裡來進行交易。新冠病毒是一種前所未見的病毒，且由于無症狀感染者的存在，導緻識别病人的成本很高；此外，極高的傳染性、較高的死亡率又使得人們對這種病毒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因此，保持社交距離、與陌生人不要密切接觸，就成為阻斷病毒傳播的關鍵，也成為當下居民的自覺要求。這顯然會對人們的市場活動造成嚴重障礙，極大地提升交易成本，特别是面對面交易或者說線下交易的成本。而低交易成本（如發達的交通、便利的溝通、相似的市場制度或經濟共識等），是現代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也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動力，但是目前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出現了急劇上升。

從交易成本角度來看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挑戰與機遇

從宏觀的角度而言，新冠肺炎疫情确實帶來了重大的挑戰。一方面，從世界範圍來看，美國、歐洲等世界經濟貿易的主要參與者仍然處在疫情的高峰期，拐點尚未到來，這導緻全球貿易成本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内保持高位，從而使得國際經濟貿易下滑，這會對我國經濟發展造成一定影響。另一方面，從國内經濟運行來看，雖然國内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仍未到可以放松的階段，交易成本仍将位于較高的水平，導緻市場活動遲遲恢複不到原有的水平。比如，許多教育、餐飲、娛樂等活動仍然局限在家庭内部、線上進行，市場的繁榮尚待一段時日。

從行業的角度而言，由于不同行業對交易成本（特别是線下交易成本）的依賴程度不同，從而導緻它們所受到的影響存在很大差别。比如，餐飲、電影放映等衆多傳統的服務業非常依賴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溝通，而新冠肺炎疫情導緻這種溝通成本急劇上升，甚至有時這種市場交易被明令禁止（比如，疫情嚴重期間禁止聚餐、影院不能營業等規定），這就導緻這些行業在疫情期間遭受了重大沖擊。相比較而言，新興的線上服務業，比如線上教育、在線娛樂等行業則因為市場交易大多在網上進行，疫情對這些行業的活動則沒有多少直接影響。

雖然總體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乃至全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負面沖擊大于正面影響，但是正如古人所說的那樣，“禍兮福所倚”，挑戰中仍然孕育着機遇：第一，那些能夠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技術會大量出現，相關行業也能夠得到發展。在新冠肺炎疫情導緻高成本的條件下，降低交易成本，就有機會創造利潤。這些行業包括與直接控制疫情相關的産業（疫苗、醫藥制造等産業）、進一步降低交易成本的産業（新基建等産業）等。此外，在受到嚴重沖擊的行業，會倒逼企業降低消費者的交易成本，進而提升利潤。也就是說，節省消費者的交易成本（特别是心理成本），能夠成為新的赢利點。比如，使用互聯網與數字技術改造傳統業務方式，改造生産或服務方式，讓消費者能夠放下心理包袱、放心消費，進而擴大市場需求。

從交易成本角度分析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是否會長期存在

從上面的分析中，筆者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沖擊來源于它大大提升了交易的成本。因此，分析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是否長期存在，取決于未來交易成本是否仍然會像這樣保持高位，還是說會下降。從這個角度分析，筆者認為新冠疫情所帶來的沖擊并不會長期存在。首先，為了控制疫情，不少國家都在争分奪秒地研發新冠疫苗。其中，中美兩國速度最快，3月16日，由中國科學家研制的重組新冠肺炎疫苗獲批正式進入臨床試驗，幾乎與此同時，新冠肺炎疫苗也在美國開始進行臨床試驗。如果進展順利的話，疫苗最快将在一年左右時間投入大規模應用。如果疫苗能夠順利投入使用，那麼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種種不便都将不複存在，交易成本将迅速下降，因此經濟運行将能夠恢複原有的狀态；其次，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續的這段時間内，會倒逼企業進行降低交易成本的創新，當這些創新為行業所普遍采用或效仿時，經濟活動就能夠得到一定程度的恢複。當然，恢複的程度取決于這種創新的強度和效果。綜合上述兩點，筆者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沖擊雖然很嚴重，但不會改變經濟發展的長期趨勢。

伏霖：互聯網時代的公衆參與

作者簡介：伏霖bevictor伟德官网副院長，中國商業史學會常務理事，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研究員。畢業于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獲得應用經濟學博士學位，期間曾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訪問學習。主要的研究領域主要包括：經濟史、長期經濟增長、中國宏觀經濟、文化與經濟等領域。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今年1-2月經濟數據。

正文如下：

2020年的春天，注定是不平凡的，有太多事情值得銘記，有太多事情需要銘記。新聞媒體上常說一句話“多難興邦”。要知道，“多難興邦”的前面一句話——“殷憂啟聖”，對人而言，凡事都要作深入思考、反複拆模，并始終保持着憂患意識，則能不斷激發人的智慧與潛能。對國家亦然，回首疫情暴發以來的兩個月的時間，有些地方是需要認真總結經驗教訓，一定要“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弊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

回顧疫情暴發至今的近兩個月，成績是令人鼓舞的，尤其是在現在的時間點上，對比國外疫情的泛濫和各國政府的無力舉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更為耀眼，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之路也更令人信心十足。在這場疫情的“考卷”面前，似乎我們已經給出了近乎滿分的答卷，但在這場疫情的“鏡子”面前，我們還有哪些不足之處呢？在網絡上，對于公共事務的“癱瘓式讨論”可能就是一個，謠言、憤怒與恐慌、種族歧視、網絡暴力這些都值得我們細細思考。

截至2019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8.54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到61.2%，網站數518萬個。互聯網作為一種新型的傳播媒體、先進的通信工具、實用的信息總彙和活躍的社交平台，互聯網也正在改變着人們的交往方式、思維方式和生産生活方式。借助互聯網，人們可以更低成本的獲取信息、分享觀點，進而讨論公共事務、開展輿論監督，甚至實現政治參與。

但是，網絡上的現實是“骨感”的。互聯網時代下，公共事務的理性的、有益的讨論越來越被網絡“癱瘓式”讨論所取代，輿論監督和政治參與的作用難以有效發揮出來。這裡的“癱瘓式讨論”主要指兩個方面：一是沒有營養的讨論過程。網絡上的各種話題，網民們立刻就會分為激烈的反對者、鮮明的擁護者以及數量龐大的旁觀者，反對者和擁護者觀點鮮明，但反對之反對和擁護之擁護，往往又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多數是從喜好出發，甚至是從偏見和歧視出發，為了反對而反對，為了忠誠而擁護。即使有個别人的理性讨論也會很快淹沒在漫漫的口水大軍之中，旁觀的大多數“沉默”的忍受着反對者和擁護者之間的謾罵和暴力；二是難以形成共識且常會引火燒身。網絡上各種話題的讨論過程決定了，經常性的、習慣性的這些公共事務的話題被引向了民粹的方向，往往脫離開了具體的事務本身的讨論，上升到對發言者、讨論者的立場的批判。網絡越來越成為網民們發洩私憤和偏見的載體。互聯網背景下，關于公共事務的這種“癱瘓式讨論”究其原因，可能有五：

第一，網絡匿名讨論的群體心理學原因。網絡環境下，隻有标新立異，觀點鮮明、甚至偏激的觀點才能在注意力稀缺的網絡環境下脫穎而出，而且也不需要對歪曲事實、邏輯上的跳躍、錯誤的引導負責任。“個人一旦成為群體的一員，他所作所為就不會再承擔責任，這時每個人都會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的約束的一面。群體追求和相信的從來不是什麼真相和理性，而是盲從、殘忍、偏執和狂熱，隻知道簡單而極端的感情”[2]。

第二，網民認知能力的偏差和社會階層分化。人群中的認知能力是存在差異的，不同群體受制于社會閱曆、受教育程度、邏輯判斷能力等差别，對相同事務的認知和理解存在巨大差别。另一方面，随着經濟社會的發展，分化的社會階層所關注的核心點存在差别，各個利益主體為謀求和維護自身利益，都會想方設法去影響公共事務的決策過程。

第三，彼此隔離的信息鴻溝。網絡信息是爆炸式的增長，有别于傳統媒體。随着定制類媒體的迅速發展，不同群體所獲得的信息越來越表現出相互隔離的迹象，這是危險的，從信息獲取的源頭方面，就是存在巨大分歧的，形成共識的事實基礎都不複存在。

第四，公共事務讨論上的國家隊長期缺位，缺乏必要信息和引導。對于公共事務的讨論，主流媒體和政府相關部門是國家隊，但國家隊在互聯網時代，在網絡的主戰場上，相對于市場媒體和自媒體，是長期缺位的，缺乏有效的與公衆對話讨論的渠道，缺乏對公衆的有效信息披露和讨論的有效引導。

第五，不當市場激勵和缺乏有效監管。一大批“意見領袖”、“标題黨”，标新立異、吸引眼球，刻意與主流意識對立，為了批評而批評，甚至不惜造謠、歪曲事實、人身攻擊，冒着違反法律的風險，流量經濟、注意力經濟是背後的主要激勵所在。同時，粗放型的“删帖式監管”不但起不到有效的引導、去僞存真，更高引起了部分不明就裡的網民的反彈，“此地無銀三百兩”，殊不知“疏勝于堵”，粗放型的“删帖式監管”更适得其反。

如此這般，關于公共事務的讨論，網絡上的言論、網絡上的輿情，還有必要在乎嗎？那麼，關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個話題就是，公共事務是否還有必要在網絡上讨論？公共事務、公共決策是否還需要公衆的參與？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國人自古以來就不缺乏對公共事務的讨論熱情。從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曆程來看，我們許多改革都是由基層群衆自發推動、自下而上形成的，公衆參與一直以來都是推動我們改革開放的重要力量。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不僅僅是一張“考卷”、一個“試金石”，更是一面“鏡子”。這面鏡子也充分說明了，在互聯網背景下，關于公共事務的公共參與問題上，與之相适應的國家治理體系構建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有待加強。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我們從此次疫情期間網絡媒體上就各種公共事務的讨論，總結經驗和教訓，徹底改變當前“癱瘓式讨論”的現狀，構建互聯網時代背景下的有效的公共參與模式，營造理性、有益的公共參與環境，充分發揮網絡資源在輿論監督和政治參與的作用，使公衆參與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推手。

第一，随着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公衆在時間上、财力上具備了更多地參與讨論公共事務的可能性。

第二，群衆路線是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我們要随時随刻傾聽人民呼聲、回應人民期待、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3]。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需要也必須更有效地從群衆中聽取意見和建議。“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幹部要學會通過網絡走群衆路線，經常上網看看，潛潛水、聊聊天、發發聲，了解群衆所思所願，收集好想法好建議，積極回應網民關切、解疑釋惑。善于運用網絡了解民意、開展工作，是新形勢下領導幹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各級幹部特别是領導幹部一定要不斷提高這項本領”[4]。

第三，公民科學素養的普遍提高，增強了公衆的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而本身公共事務的公共參與本身，就是通過有效溝通和理性讨論，全社會形成共識的過程，而形成社會共識對于降低執行的難度，增強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都有巨大的幫助，也是公共政策有效實施的重要保障。

第四，公共事務涉及到公衆利益，是需要公衆參與的，而不能僅僅是征求專業人士的意見和建議。公共事務要廣泛的聽取意見，絕不能偷偷的進行，越少的公衆參與，越可能會被部門利益和某個小集體的利益綁架。隻有公開、透明才是解決之道。

第五，促進公衆的參與，通過公私部門間的信息交換，政府能夠獲取大量的信息，從而有助于提高科學決策的質量。公衆對決策過程的積極參與有助于增強決策過程的透明度，使不同階層的利益得到考慮和保障，制定出來的政策更具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當然，構建互聯網時代背景下的有效的公共參與模式，營造理性、有益的公共參與環境，充分發揮網絡資源在輿論監督和政治參與的作用，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一件在短期内能夠完成的任務。這離不開主流媒體“國家隊”的引導和批判性反思，需要政府部門主動的公共交流渠道的建立，需要更好的公民教育，需要更完善的網絡監管措施，缺一不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之路一定是充滿風險和挑戰的，“藍圖”已經繪就，我們依靠學習創造了曆史，更要依靠學習走向未來，跟上時代前進步伐，跟上事業發展需要。

參考文獻：

[1]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

[2]勒龐《烏合之衆》。

[3]習近平關于“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論述摘編，第127頁。

[4]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建設網絡良好生态，發揮網絡引導輿論、反映民意的作用”的講話，2016年4月19日。

徐翔：全球供應鍊受阻與中國制造業的二次突圍

作者簡介:徐翔，bevictor伟德官网副教授，2010年獲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經濟學學士學位，2015年獲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博士學位。于2013-2014年任美國哈佛大學訪問研究員，2017-2018年任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國家研究員。同時，于2015-2018年任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2018年起至今任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兼職研究員。曾獲清華大學綜合一等獎學金，清華經管學院陳小悅獎學金，北京市優秀畢業生等榮譽。主要講授《宏觀經濟學》《高級宏觀經濟學》等課程，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宏觀經濟、經濟結構和金融發展。在China Economic Review，International Finance，Hoover Economic Working PaperSeries等英文期刊發表英文論文多篇，在《經濟研究》《金融研究》《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改革》等國内一流經濟學刊物發表論文十餘篇，著有《中國經濟結構調整曆程：回顧與展望》等著作。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今年1-2月經濟數據。

正文如下：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及其全球性蔓延已經逐漸釀成一場全球性的公共衛生危機，不僅擾亂了世界各國的經濟活動，也對全世界的經濟發展前景構成相當大的威脅。在此背景下，全球供應鍊所面臨的主要沖擊已然從疫情暴發初期的“中國市場供需下滑”演化成“全球範圍内的供給不足”，而西方國家采取的各項經濟刺激措施在化解疫情的負面影響方面收效甚微。不可否認，如若疫情控制不當，全球經濟将可能因此陷入嚴重衰退，進而改變過去一百年來逐步形成的全球供應鍊結構。因此，在保證疫情防控的基礎上，我國制造業能否有效化解此次疫情帶來的負面沖擊，将深刻影響我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進程快慢以及中國經濟在全球供應鍊上所處的地位高低。

疫情暴發導緻全球供應鍊受阻嚴重

進入三月以來，新冠肺炎疫情的傳播和影響在海内外呈現截然不同的表現。一方面，在全國人民共同努力下，國内疫情逐步得到有效控制，複工複産有序進行，我國經濟開始逐步進入恢複期，而嚴防境外輸入現已成為各地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各國的疏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開始大範圍蔓延擴散，截至目前海外累計确證病例總數已超過國内，其中，意大利、伊朗、西班牙等國受疫情影響極大，其正常的社會經濟生活已經難以維持。

在疫情暴發初期，全球供應鍊所面臨的主要沖擊是“中國市場的供需下滑”問題，主要表現在企業因隔離政策無法正常進行生産，以及正常的消費和投資需求受到抑制。而在目前海外疫情普遍擴散的宏觀背景之下，“全球範圍内的供給不足”問題已然上升為目前全球供應鍊的主要矛盾，且“斷鍊”風險不斷加劇。

按照當前疫情發展情勢，全球供應鍊受到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全球供應鍊受到的最直接的影響是疫情對于供給側的直接阻斷和嚴重幹擾。今年1-2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我國工業生産活動大範圍停滞，交通運輸亦受到嚴重影響，我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下降13.5%，固定資産投資（不含農戶）同比下降26.5%，正常的社會生産嚴重受阻。疫情蔓延到全球範圍後，各國工業生産所需的關鍵性中間品、零部件及生産設備更在全球範圍内都将面臨“斷供”風險。無論是占全球70%産能的韓國内存，占全球50%産能的日本矽晶圓片（半導體核心材料），還是德國生産的汽車零部件，都将在未來一段時間面臨産量萎縮、供給不足等嚴重問題。

第二，西方國家對疫情認知不足，采取的經濟應對措施不力。面對此次疫情，世界主要經濟體都紛紛推出或将要推出經濟刺激計劃，試圖對沖此次疫情對宏觀經濟帶來的負面沖擊。在過去的一周内，美聯儲宣布将基準利率降至接近零水平，歐洲央行提出包括長期再融資操作（LTROs）、追加1200億歐元量化寬松等手段提振經濟，英國宣布3300億英鎊經濟援助計劃，日本央行則也提出将推出更多的貨币寬松政策。從總體上看，以上應對措施的思路與這些國家在2007-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采取的政策思路一脈相承，即試圖通過“開閘放水”——向金融系統注入大量流動性的方式提振經濟。然而，如同病毒本身一樣，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經濟發展的沖擊是全方位的，其影響絕不僅限于金融泡沫破滅導緻的不良信貸擴張和需求不足，而是更多地反映在全球供應網絡失效以及企業投資中長期放緩等供給側問題上。尤其是考慮到此次疫情的傳播範圍之廣、傳播速度之快，我們幾乎可以斷定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無可能在第二季度内完全結束，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将貫穿整個2020年。

第三，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對于全球供應鍊的間接影響尚未完全展現，仍需加以重視。首先，随着疫情在全球範圍内蔓延，世界各國已開始重視此次疫情并逐漸采取相應的防控措施，但鑒于此次疫情的傳染性之強以及前期西方各國的疏于管控，疫情在下一階段的傳播仍然存在較大的不确定性。譬如美洲、東南亞和非洲等人口密集的國家和地區是否會像歐洲一樣發生疫情的大爆發，目前尚不得而知，這些國家和地區仍需嚴密防範。其次，對于疫情已經大範圍爆發的中國和歐洲，是否存在二次爆發也仍是一個未知數。尤其是已經初步戰役勝利的中國，能否嚴防境外疫情輸入、在複工複産的同時确保疫情防控到位，這将是中國未來所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此外，新冠肺炎疫情除了造成生産過程的直接阻斷外，其對于供給側的影響還包括對勞動力的損害。由于後遺症評價針對的是急性病恢複期後功能損傷的情況，基本在治愈3-6個月以後才能進行評估，所以目前大部分新冠感染者還未進入這一時間階段。雖然大部分病例表明輕症患者愈後樂觀，但此次新冠肺炎對于勞動力的慢性影響還需醫學界進行長期關注和深入研究，特别是在接下來的半年時間内，新冠肺炎治愈者的肺部功能是否會受到永久性損傷，有無其他後遺症，是否會影響其正常生活及工作，這些情況都将越來越明晰。最後，我們必須承認新冠肺炎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工作習慣，進而改變了人們的消費結構和企業投資模式，譬如疫情期間激增的線上消費、線上辦公，以及一些企業調整生産線轉産防疫物資等。而在疫情結束後，這些經濟行為是否會恢複到之前的模式還是會按照新的模式繼續下去，仍存在較大的不确定性。

全球經濟衰退将深度改變供應鍊結構

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全球化的不斷發展逐漸将全球經濟連接成一個異常複雜的供應鍊網絡。因此，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産生的級聯效應（cascade effect）将是前所未有的。在全球性疫情暴發的背景下，即使是工業部門比較完備的國家，也會受到嚴重的供應鍊沖擊，使得舊有生産秩序難以維持，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自今年2月疫情在我國全面爆發以來，我國汽車行業在一定程度上面臨着零部件斷供的風險，短期内的停産減産難以避免；而歐洲的制造業中心——德國在本國疫情暴發之後也面臨醫療設備及用品不足的問題，其對他國醫療用品的攔截受到國際社會廣泛譴責。随着疫情在歐洲和美國的後續蔓延，全球經濟将毋庸置疑的受到持續性的負面沖擊，大範圍的經濟衰退已經不可避免。

與此同時，需要充分意識到，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國家将有改善其自身供應鍊地位的機會。此次疫情在我國爆發初期，由于企業複工進度不一、産業配套不及時、國際物流受限以及成本負擔有所增加等一系列問題，一些外貿企業在手訂單面臨履約風險，部分訂單暫時出現了轉移，我國外貿出口受到一定影響。而如今，國内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複工複産進程不斷加快，面對全球性的持續供給不足，在保障國内需求的前提下，許多商品的“内銷轉出口”隻是一個時間問題。以口罩生産為例，目前我國口罩日産能産量均突破1億隻，國内需求已基本得到滿足。而面對口罩生産的關鍵材料——熔噴布的供應不足問題，我國企業自主研制開發出多款“新型熔噴布”替代品，為緩解熔噴布和口罩供應緊缺情況提供了新的解決方案，我們相信，中國生産的口罩将在全球防疫過程中發揮突出作用。

如何應對：中國制造業的二次突圍

自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工業制造體系經曆了近20年的飛速發展，建立了門類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目前占全球産值已超過三分之一，我國也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然而，從2018年美國悍然對我國發動貿易摩擦以來，貿易保護主義在全球範圍内有所擡頭，中國制造業的進一步發展和升級受到一定的外部阻力。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進一步加劇了這一阻力，極大地沖擊了全球供應鍊和我國工業制造體系。根據前文分析，此次疫情将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全球供應網絡，對我國制造業提出了新的挑戰。如若應對得當，我國制造業将有可能實現加入國際分工體系後的二次突圍，全面提高工業制造能力以及抵禦外生沖擊的抵抗力，真正實現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正确應對疫情以及随之而來的供應鍊沖擊，需要我國産業界和政策界共同努力完成以下三個方面的轉變。

第一，從“産能過剩”向“彈性産能”的轉變。我國制造業當前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傳統制造業産能過剩，而高新制造業産能相對不足的結構性問題。此次疫情暴發後，部分制造業企業實現了向口罩、防護服等防疫物資的轉産，充分利用産能保證了國内醫用産品的有效供給，并在國内疫情得到控制後成功轉向出口。這就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強大的産能本身代表了中國制造在全球經濟市場的競争力。通過保持相對合理的産能總量的同時，加快産能升級和創新，能夠增加我國經濟面對外生沖擊的靈活性，促進我國制造業實現高質量發展。

第二，從“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的轉變。此次疫情對全球供應鍊的一大影響是疫情嚴重國家和地區的短期勞動力短缺導緻的生産受阻。為了降低勞動力不足對于工業生産的沖擊，需要進一步加大對于工業信息化及數字化的投資，通過提高“智能制造”在工業生産中的比例以保持發生危機時的有效供給。在這一過程中，以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為代表的“新基建”将能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投資“新基建”将能夠發揮穩增長和促創新的雙重作用，加快實現從“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的轉變。

第三，從“世界工廠”向“中國工藝”的轉變。我國制造業的“世界工廠”标簽由來已久，中國生産的大量商品一直被看作物美價廉的代表。然而，“世界工廠”有時也包含着低端、低質甚至是山寨的負面含義。不可否認，在工業制造的若幹關鍵領域——如半導體材料和裝備制造，我國離實現自主化生産仍存在較大差距，目前仍然極度依賴國外技術和關鍵零部件，在部分生産工藝上仍處于落後地位。為了切實解決制約産業發展的“卡脖子”難題，一方面需要在工業生産的核心技術上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實現技術攻關和重要工業品量産，另一方面則需要進一步加強技術領域的國際合作，通過技術引進和共同研發破解關鍵性的技術瓶頸。在這兩項工作上，都需要國家對相關行業、企業及研究機構予以長期大力支持，保持戰略耐心，逐步完善我國的基礎科研體系和成果轉化體系，真正提升我國制造業的工藝水平。

（本文觀點已在中國網發表）

金星晔：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國基建

作者簡介:金星晔，bevictor伟德官网講師。本科畢業于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2017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獲得應用經濟學博士學位。期間曾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訪問學習。主要研究領域為：經濟史、文化經濟、互聯網經濟。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今年1-3月經濟數據。

正文如下：

摘要：疫情影響下，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更大，同時外部環境也變得更差。力争把疫情造成的損失降到最低限度,努力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标任務，基礎設施建設既可以對我國經濟發展起到支撐、帶動作用，更有利于補齊短闆和改善民生，增強發展後勁。但“一股腦兒”上項目，或“新瓶裝舊酒”式粗放式發展都是不可取的。傳統基建要聚焦于補短闆，新基建則要着眼長遠，服務經濟高質量發展。

引言

目前為止，我國本土疫情傳播已基本阻斷，除湖北以外其他地區已基本恢複正常的生産生活。受疫情影響，2020年前兩個月全國固定資産投資（不含農戶）33323億元，同比下降24.5%。其中，民間固定資産投資18938億元，同比下降26.4%。從三大領域看，基礎設施投資下降30.3%，制造業投資下降31.5%，房地産開發投資下降16.3%。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要保持經濟平穩運行和社會和諧穩定，努力實現黨中央确定的各項目标任務。面臨當前這樣的形式，3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提出要積極有序推動重大投資項目開工複工。

從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來看，投資是短期經濟回升的主要動力。首先，在“房住不炒”政策下，房地産投資不會出現較大提升。與制造業相比，基礎設施投資受疫情影響較小。其次，援引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GI)的報告，中國基礎設施建設占GDP比重高達8.6%，北美和西歐占比均為2.5%，全球平均水平為3.5%。我國基建依舊在GDP比重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比較明顯。并且，我國基礎設施建設在某些方面與發達國家還存在明顯差距。因此，發揮好有效投資在穩增長中的關鍵作用具有重要的意義。

本文将從傳統基建和新基建兩個方面來論述。傳統基建占全部基建的比例遠大于新基建的占比，其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大于新基建。但是新基建作為未來經濟發展新增長點，其廣闊的應用将為新時代的經濟增長奠定基礎，發展新基建也至關重要。

傳統基建

就傳統基建而言，本文認為應有針對性地、迎合未來的需求來發展，補齊當前的一些短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以來，補短闆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這次疫情暴露出了我國在公共衛生領域存在明顯的基礎設施短闆。不僅如此，在交通、教育、醫療、養老、垃圾處理等方面的基礎設施，也有短闆要補。此次疫情将開啟我國将以醫療衛生領域為主導、以民生為導向的，新一輪的、更全面的基礎設施補短闆工程。

同時，我國在機場、鐵路、高速公路等方面，與世界發達國家還有一定差距，這次疫情也暴露出了航空運輸的短闆。我國一些領域和項目存在較大投資缺口，亟需聚焦基礎設施領域突出短闆。我國具有廣闊的國土面積和漫長的海岸線，與美、日、德國家相比，機場數量密度、鐵路網裡程密度、公路網裡程密度、高速公路網密度還有一定差距。中國有句古話叫“想緻富先鋪路”，高效率的立體交通網絡能給地區帶來經濟快速的增長，特别是今天以互聯網經濟為代表新型産業興起的時代，每個商業主體可以依靠虛拟店鋪就可将商品售賣出去，這得依靠高效的運輸網絡。比如：早上打撈的台灣海峽的魚類，第二天即可送到生活在首都北京的家庭，這就是基建給互聯網業帶來的紅利。

在航空建設方面，綜合國家民航局和國外網站的統計，就有水泥跑道的機場而言，美國機場密度達5.39個/萬平方公裡，德國8.9個/萬平方公裡，日本3.75個/萬平方公裡，我國僅0.2個/萬平方公裡。西方國家通用航空發展起步較早，發達的通用航空業帶動了地區經濟的發展，無論是服務于大衆的公共機場，服務于私人的私人機場，還是航空貨運機場，都有效的提高了航空運輸效率。我國作為經濟體量大、幅員遼闊的國家，全國各類機場僅507個機場，一方面制約了我國地區聯動的效率，另一方面也制約民衆的出行效率。在國際機場建設方面，美國共115個國際機場，日本20個，我國65個國際機場且大多分布在小商品經濟發達的江浙一帶，機場的國際化程度還需進一步提高，潛力進一步挖掘。與發達的西方國家相比，低密度國際機場分布顯然滿足不了我國繼續擴大對外開放的需求。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一屆中國進出口博覽會上強調，中國推動更高水平開放的腳步不會停滞，将堅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開放戰略，實行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推動形成陸海内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目前既定的對外開放政策不僅要求我國産業、商品、金融走出去，也要求有更多國際化的大平台、大窗口，加大面對世界的國際機場建設是我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途徑，使中國更加高效的與世界聯動在一起。大型的國際機場不僅是對外貿易的窗口，還是地區聯動發展的樞紐。根據美國堪薩斯州維奇托市的市長卡爾·布魯爾市長在鄭州介紹建設通用機場相關經驗時說，一個航空項目投入與10年後的效益産出比為1∶80。一個大型樞紐機場的功能可以輻射到與航空相關的旅遊業、服務業、金融業、物流業、房地産業等領域，從而形成一個較大的産業鍊。因此，要繼續加大對通用航空方面的投入，加快民間航空業的發展，使我國航空業趨向于靈活型的通用航空。

在鐵路建設方面，我國高鐵技術和建設速度都已處于全球領先水平，高鐵經濟圈正在日益顯現出巨大的經濟潛力。盡管現階段我國高鐵還處于虧損運營狀态，但高鐵作為我國戰略基礎設施應當考慮長遠效益。普通鐵路建設方面，美國29萬公裡的鐵路運輸線依舊大幅領先于我國的12.7萬公裡。據經驗，鐵路運輸的優點在于，行速度快、運輸能力強，單線單向年最大貨物運輸能力達1800萬噸，複線達5500萬噸；運行組織較好的國家，單線單向年最大貨物運輸能力達4000萬噸，複線單向年最大貨物運輸能力超過1億噸。更重要的是鐵路運輸過程受自然條件限制較小、連續性強，能保證全年運行。應該繼續加大鐵路建設，鋪密高鐵網絡，加大南北、東西向鐵路運輸能力。高鐵經濟圈能更加方便為“互聯網+”，使互聯網購物、互聯網業貨物運輸的效率極大的得到提高，同時高鐵圈也能讓諸如京津冀、江浙滬長江三角區、珠江三角大灣區朝同城化發展，三個經濟圈将作為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同時，高鐵網的建設會提高國家在緊急情況如疫情、戰争、災難反應能力、人員輸送能力和戰略支援能力。

在公路建設方面，也應發展好傳統公路交通的建設，特别是針對重點線路的建設、保養與維護，如當前山東段拓寬改造的京滬高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京滬高速滄州路段建設标準為雙向四車道高速公路，天津段為雙向十車道高速公路，由此造成建成之初就開始出現擁堵問題。随着經濟的不斷發展及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深入，京滬高速公路車流量嚴重超負荷，常年處于多時段擁堵狀态。改造拓寬後為雙向八車道高速公路，将緩解京滬高速公路滄州段嚴重堵車的問題。因此，提前布局發展比較繁忙的重點路段能夠提升高速公路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新基建

疫情以來，各地出台了各種各樣的經濟刺激措施，新基建引起非常大的讨論和關注，根據發改委最新發布意見，新型基礎設施是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以技術創新為驅動，以信息網絡為基礎，面向高質量發展需要，提供數字轉型、智能升級、融合創新等服務的基礎設施體系，主要包括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創新基礎設施。信息基礎設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術演化生成的基礎設施，比如，以5G、物聯網、工業互聯網、衛星互聯網為代表的通信網絡基礎設施，以人工智能、雲計算、區塊鍊等為代表的新技術基礎設施，以數據中心、智能計算中心為代表的算力基礎設施等。融合基礎設施主要是指深度應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支撐傳統基礎設施轉型升級，進而形成的融合基礎設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礎設施、智慧能源基礎設施等。創新基礎設施主要是指支撐科學研究、技術開發、産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屬性的基礎設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科教基礎設施、産業技術創新基礎設施等。

當前世界經濟正經曆深刻的數字化變革，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9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8.54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61.2%。疫情期間，互聯網改變了人民的生活方式，無論老人還是小孩都開始使用互聯網；疫情改變了企業的管理方式，各企業在疫情期間都采取網上辦公形式，提升互聯網辦公能力；疫情改變了商業經營方式，線下企業活動開始向線上轉移，直播成為商家經營新形式。此外，在線問診、線上教育、遊戲等行業需求大幅度提升。“新基建”将開創數字經濟新時代，賦能社會高質量發展。

受疫情影響，全國各行業停工停業，我國經濟面臨極大的下行壓力。在經濟低迷時期，應當适當增加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但這并不是盲目的、無計劃的進行基礎設施建設，而應該是作為中央提出的“補短闆”工作的再強化、再補充。以此作為特殊時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拉動經濟的增長。同時布局未來，賦能社會高質量發展。

田子方：新冠肺炎疫情下數字經濟異軍突起，“宅經濟”提振消費

作者簡介:田子方，經濟學博士，bevictor伟德官网講師，國民經濟學系黨支部副書記。主要研究領域：文化經濟學、互聯網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項，并參與多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和重點項目。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今年1-3月經濟數據。

正文如下：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對我國當前經濟發展造成了嚴重影響。疫情發生以來，民衆紛紛居家隔離，減少出行，盡管對線下消費沖擊較大，卻使“數字經濟”異軍突起，催生了大量以互聯網為載體的線上新業态，以餐飲配送、在線教育、在線問診、遠程辦公、直播等業務為代表的“宅經濟”魅力大顯，居民在線消費大為普及，也促使一些行業加快向“線上+線下”轉型的步伐。

疫情期間“宅經濟”提振消費

近年來，消費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對經濟發展起基礎性作用。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最終消費支出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57.8%，是“三駕馬車”之首；全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中服務性消費支出占比為45.9%，消費進一步升級提質。然而，此次疫情對我國服務業（如交通運輸、住宿餐飲、旅遊等行業）帶來的損失尤為明顯。由于疫情暴發恰逢春節“黃金周”，導緻民衆在春節及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紛紛居家隔離，減少出行、聚餐、差旅、住宿、娛樂等線下消費。統計數據顯示，僅春節期間，餐飲業、旅遊業、酒店業、電影娛樂業損失超1萬億元。1-2月份，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20.5%；按消費類型分，餐飲收入同比下降43.1%，商品零售下降17.6%。

疫情使線下消費遭受較大沖擊，卻使“數字經濟”異軍突起——消費者将受到壓抑的短期消費需求從線下轉移到線上，基于互聯網、專業化平台（如APP、網站、微信小程序等）和操作端（如手機、PC），“宅”在家即完成網上購物、餐飲配送、在線教育、在線問診、遠程辦公、手遊、直播等“宅消費”。數據顯示，線上需求呈現了高速增長的态勢。1-2月份全國網上零售額13712億元，其中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11233億元，同比增長3%，吃類和用類商品分别增長26.4%和7.5%。電商平台成為消費者滿足需求的重要渠道：春節期間京東到家平均日活增幅達247.84%；2月份淘寶新增商家數量超100萬，淘寶直播新開播商家環比增幅達719%，訂單總量平均每周增長20%。随着大部分企業開啟“居家在線辦公”模式，釘釘、企業微信、ZOOM等線上辦公品台平均日活同比上漲85.53%……一組組逆勢而上的數據，使“宅經濟”魅力大顯，不僅有效提振了疫情期間的消費，更催生了新的消費形式。

以“宅經濟”為代表的數字經濟重塑消費行為

2003年“非典”疫情期間，我國電子商務快速崛起，打破了消費在時間、空間上的限制；此次新冠疫情下，則凸顯了以“宅經濟”為代表的數字經濟對消費行為的重塑。

第一，消費者的消費觀念有所轉變。首先，消費趨勢從單一的物質消費向物質消費與精神消費并重轉變。傳統經濟中消費者注重功能性消費，更加看重商品的實用價值。而在大數據的驅動下，信息技術滲透到經濟社會的各個方面，充實精神文化生活已成為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消費者對精神文化産品和服務的消費需求也顯著提升。京東大數據顯示，春節期間，除糧油、生鮮食品等生活必需品消費出現“井噴”，遊戲設備、影音娛樂、健身訓練、圖書等精神文化生活用品銷量也比往年同期翻番。其次，計劃性消費和沖動性消費并存。除具有計劃性的理性消費外，商品精美的廣告宣傳、買家的評價與分享、廠商的限時促銷和組合搭配優惠等，無不吸引消費者駐足，并最大化地激發了消費者的購買欲望。當前，沖動性購買已成為普遍的消費者行為模式。消費者在這種“剁手性消費”中獲得了最大化的心理滿足，并逐漸成為釋放身心壓力的一種手段。此外，線上消費極易受情境互動的影響。在緊密的信息網絡中，消費者的社交互動日趨頻繁，無論是通過電商平台、生活服務類APP等消費者的評述，還是與周圍人的交流和溝通，消費者都試圖從中形成對産品或服務的預期，進而決定自身的購買行為。

第二，營商環境的健全為消費者提供更好的消費體驗。以往的線下消費中，消費者通過親身體驗（如觸摸、聞嗅、試用）進行消費決策，而在數字經濟驅動的線上消費中，消費者的消費感知和決策來自于大數據為其提供的描述、參考功能。疫情暴發期間，購物中心、百貨商場紛紛暫停營業，線下消費幾乎停滞。因此，消費者的線上消費行為很大程度取決于網絡大數據的反饋而産生的消費者主觀感受。基于此，良好的營商環境、一站式服務體系已經成為吸引消費者的關鍵。消費者對消費環境、操作界面友好度、個性化服務、安全及隐私保護、物流配送、客服及售後服務、權益保障等環節的印象會對支付意願、消費體驗滿意度産生重要影響。但是，無論采取何種消費方式，消費者的理性消費動機仍然占主要地位，商品的經濟實用價值和帶給消費者的效用，仍是定格消費體驗的最強音。

第三，新興技術優化資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數字經濟下的電商市場大大降低了消費者的搜尋成本和時間成本，提高了供求雙方間的搜尋匹配效率。同時，也打破了消費者和生産者之間的邊界，個體的角色變得多元化和動态化，可以在需求方和供給方之間動态轉換，為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提高經濟效率創造條件。搜尋、匹配能力是決定電子商務市場效率的關鍵，這兩種能力的改善對于消費者降低搜尋成本、滿足其個性化需求尤其重要。随着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運用于電子商務，電商平台作為有效的媒介，以更高的市場效率和更低的市場摩擦，實時反應供求雙方的信息，高效協調地區間資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京東大數據顯示，疫情期間，異地訂單量同比增長3倍，其中食品飲料和生鮮類産品占比最高，且以發往一二線城市為主。而越往低線城市，影音娛樂、智能設備等商品的消費占比越高。

“宅經濟”促使企業加快轉型

本次疫情催生了“宅經濟”新消費模式的同時，也促使企業加快向“線上+線下”轉型，互聯網及新興技術将得到更廣泛普及，企業數字化經營能力不斷提升。

第一，驅動生産方式和研發創新。在“宅經濟”引緻的變革中，互聯網及新興技術對企業生産方式和研發創新的影響不可忽視。大數據的應用加速了信息的流通和傳播，推動了私人化、個性化定制的柔性生産方式的實現。根據消費者的需求，創新産品設計、生産、銷售、營銷、配送方案，進一步助推企業研發個性化的、高質量的産品。同時，廠商推出極緻化的産品和服務，更能夠打動和震撼消費者，使消費者主動為産品進行宣傳，形成“粉絲效應”、“口碑效應”、“病毒效應”。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依托，國家正在大力推進5G、人工智能、AR等“新基建”行動，目前已有無接觸自動化生産、配送、服務投入運營，起到了很好的阻斷疫情傳播作用。

第二，驅動企業組織模式變革。企業組織模式向着數字化、扁平化和協同化邁進，進一步倒逼企業提高以下三種能力：一是提升處理數據能力，借助大數據分析能夠使生産的執行大幅度簡化，不僅精準感知市場需求，而且加速了組織内外生産要素的流動，大大提高了生産效率。對消費數據的監控和把握，有助于挖掘消費者的衍生需求，使生産行為更具有前瞻性和長遠性。二是提升組織管理能力，企業平台化後，員工之間高度分工又高度合作，企業要采取科學的組織管理辦法，完善管理體系和機制，進而實現高效運行。三是提升社會化協作生産能力，企業隻需要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在優勢領域整合資源集中突破，在非優勢領域選擇外部協作，結成“生産共同體”。

第三，驅動營銷手段再升級。在數字經濟背景下，優化推廣渠道，突出亮點産品，提供差異化的用戶體驗，搭建“主體+客體+載體”的營銷體系，是企業拓展營銷、提振消費的重要途徑。疫情期間，短視頻播放平台迎來快速發展機遇，網絡視頻、直播、短視頻等流量創曆史新高。由于這一類型的宣傳更加吸引年輕消費者目光，用戶粘性大且轉化效率高，因此已被不少企業作為重要的品牌宣傳渠道。此外，對于那些宣傳成果轉化主要局限在線下的行業，如酒店、住房租賃業，疫情期間主營業務經營慘淡，則紛紛通過多種渠道和端口完成客戶資源開發與儲備，并開通跨業經營服務。例如，希爾頓旗下60餘家酒店推出餐飲配送服務——以北京華爾道夫酒店為例，其中西餐點外賣産品既給“宅”在家的美食愛好者帶來了新鮮感，也在這一特殊時期實現了可觀收入。

市場回暖，線上線下共振消費

疫情暴發期間，以“宅經濟”為代表的數字經濟為舉國抗“疫”作出了巨大貢獻。當前，我國疫情已得到了較好控制。據商務部數據顯示，目前流通企業複工水平複工率總體恢複，市場銷售觸底回升，消費市場加速回暖。因此，需要政府部門、産業界以及廣大消費者共同努力，線上線下“雙管齊下”，提振消費。

第一，加強公共衛生管理，營造良好消費環境。抗“疫”尚未獲得全面勝利，防疫防控工作不能放松警惕。鼓勵行業協會等機構出台規範守則并制定恢複生産、重振經營的舉措，為消費者營造健康衛生的消費環境，增強消費者消費信心。

第二，精準施策、重點幫扶，積極發揮金融、财稅的支持作用，打好政策工具“組合拳”。對于受疫情影響較大的行業及企業，給予适當财政補貼，稅收減免措施。提供專項貸款和必要的金融服務支持，給予适當的貸款展期及利率優惠，維系企業現金流穩定。要促消費、穩就業，還應保障企業員工就業及社會保障權益，實行穩崗政策，對不裁員或少裁員的企業給予社會保險、失業保險返還，并給予一定的返崗補貼、培訓補貼。

第三，促進消費需求，激發消費潛力。政府部門應出台行業振興計劃，适當放松對一些行業的消費管制，促進消費者消費需求。還可以通過給予消費補貼、發放消費券等方式，激發消費者釋放消費潛力，帶動消費市場回暖。

第四，總結當前“宅經濟”成功經驗，并舉一反三，培育新産業、新模式、新業态，激發數字經濟新動能，培育壯大新型消費、升級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