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21年1月4日發布于澎湃新聞，為澎湃商學院獨家專欄“跨越不平等陷阱”系列之四。作者陳斌開，bevictor伟德官网院長、教授。

無論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過高的不平等都不利于其長期經濟社會發展。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不平等程度整體都是攀升，美國、英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不平等程度持續惡化，很多發展中國家的不平等程度也不斷上升。那麼，是否有可能逆轉不平等上升的趨勢？

《21世紀資本論》，托馬斯·皮凱蒂著，中信出版社2014年9月版

近年來，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風靡全球。該書的主要觀點是，工業革命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都有持續上升趨勢，這種趨勢很難逆轉。僅有的逆轉出現在1910-1950年間，其原因是兩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極端破壞性的事件造成了不平等程度的下降，正常時代裡，不平等程度都趨于上升。皮凱蒂進一步分析了不平等難以逆轉的原因。他認為，導緻不平等持續上升的力量是資本回報率r大于經濟增長率g，所以資本的收入份額占比會不斷上升，不平等會不斷提高。

在全球不平等程度居高不下的今天，皮凱蒂的著作一經出版就引起了全球的熱議。這本書打破了庫茲涅茨“倒U形”曲線（即社會不平等程度會随着經濟發展先上升後下降）的樂觀預測，認為不加幹預的自由市場會造成不平等程度的持續上升。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格曼将這本書譽為“本年度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甚或這個10年最重要的一本著作”。但是，其發現和理論邏輯是真實正确的嗎？

皮凱蒂對不平等現象的描述，至少存在四個方面的缺陷。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達國家的不平等程度并沒有持續上升，1950-1980年間，美國、英國等主要發達國家的不平等程度比較穩定，直到1980年以後才出現不平等程度持續上升趨勢。

第二，即使是在上世紀80年代以後，也并非所有發達國家的不平等程度都出現上升，德國、法國、芬蘭、瑞典、丹麥等國家的不平等程度并無明顯上升，或者僅是溫和上升。

第三，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日本、韓國等東亞經濟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四十多年裡實行了“公平的增長”，即在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不平等程度保持在低位，并沒有出現不平等程度的持續上升。

第四，巴西、墨西哥等不平等程度偏高的拉丁美洲國家，在2000年以後不平等程度有了一定的下降。

同時，皮凱蒂對不平等上升原因的分析（r>g）理論基礎不足，與經驗事實也并不相符。從理論上講，資本回報率高于經濟增長率并不一定會造成不平等上升。事實上，無論是在标準宏觀模型中（假設每個人都是勞動擁有者，也是資本的擁有者），還是在資本-勞動的二元模型中（假設勞動者隻擁有勞動，資本家隻擁有資本），r>g都無法推導出不平等程度一定會持續上升。

為了讓不熟悉宏觀理論的讀者能理解其中的邏輯，曼昆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Yes, r＞g. So what?》）中，對皮凱蒂的邏輯進行了更加“形象”的質疑。假設一個富人生活在r＞g的經濟中，他能夠将财産轉移給他的後代，但是如果想要保證他的後代仍然很富有，他會面臨三個問題。

第一，他的繼承人會消耗他繼承的一部分财富，除了食物、住所，還包括政治和慈善捐款，這對于富裕家庭來說是相當大的，對于财富的邊際消費傾向的估計大約是3個百分點，那麼财富的累積速度就是r-3。

第二，随着财富代代相傳，它被劃分給越來越多的後代，假設每一個後代都有兩個孩子，那麼每一代的數量就是上一代的兩倍，由于世代之間相隔大約35年，後代的數量以每年2%的速度增長。因此，如果家庭财富的積累速度為r-3，那麼每個後代的财富以r-5的速率增長。

第三，許多政府對遺産和資本收入都征稅，假設在最好的情況下，政府對遺産的總稅收效應隻有2%，考慮到稅收效應，每個後代的财富增長速率就為r-7。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一旦消費、生育和稅收被考慮在内，如果想達到皮凱蒂資本不斷累積而導緻不平等無限增加的情況，隻有r＞g的條件是不夠的，至少需要r-7＞g。然而不管在過去還是未來，這種情況都是不可能出現的。

從經驗事實上來看，r>g與不平等的關系也很微弱。Acemoglu基于Piketty的數據，對r-g與不平等的關系進行了簡單的相關性分析，發現二者之間不但沒有正相關關系，在部分回歸結果中還有微弱的負相關。由此可見，r>g也無法解釋曆史上不平等的變化。

無論是理論還是經驗上，《21世紀資本論》似乎都存在很大缺陷，但為什麼這本著作引起了如此大的關注？

筆者認為，這是因為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持續上升的不平等引起了社會的普遍關注和焦慮。皮凱蒂的分析盡管存在缺陷，但指出了一個基本的事實——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會造成不平等的持續上升，不平等一旦形成，要逆轉就變得非常困難。

上世紀80年代以來，以美國、英國為主的西方發達國家大力推動自由化改革以提高其經濟效率。從經濟發展績效來看，自由化改革對維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卻造成了不平等的持續上升。對于不平等的上升，早期很多社會科學學家抱有樂觀的态度，認為經濟效率的提升會導緻帶來更多就業，工資和收入水平上升，最終惠及低收入群體，即所謂“涓滴”（Trickle-Down）機制，不平等會呈現先上升後下降的趨勢。

“涓滴”經濟學曾盛行一時，包括皮凱蒂本人在内的一大批經濟學家對“涓滴”機制進行了諸多研究。然而，1980年之後的四十年裡，美國最低收入50%的群體收入基本沒有增長，經濟增長的果實主要被高收入階層占有，不平等持續上升，“涓滴”機制沒有實現，《21世紀資本論》廣受關注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涓滴”經濟學的破産。

從世界各國的經驗看，要有效緩解不平等，實現公平的增長，政府在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因社會普遍認識到不平等對世界的危害，受凱恩斯等一大批思想家的影響，發達國家不斷完善其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高收入群體稅率大幅上升，政府福利性支出不斷增加。

1950-1980年間，得益于其包容性的政治經濟體制，包括美國、英國在内的發達國家不平等程度比較穩定，實現了公平的增長。石油危機之後，由于經濟效率下降，美國、英國實施了更為激進的自由化政策以提振經濟，造成了不平等的持續上升。相比較而言，其它歐洲大陸國家自由化改革要溫和的多，社會稅收和福利體系得到了保留，德國、法國、芬蘭、瑞典、丹麥等國家的不平等程度在1980年之後也沒有明顯上升。

政府制度和政策對發展中國家不平等也同樣重要。日本、韓國等東亞經濟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快速增長，但政府對社會公平高度關注。日本政府大力投資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建立了公平的教育、醫療體系，同時給予了農業部門大規模的扶持和補貼。韓國政府在經濟發展早期就實施大規模的“新村運動”，實現了城鄉平衡發展。新加坡政府建立了覆蓋全民的住房、醫療保障制度，确保了低收入階層的機會均等。

相反，很多拉丁美洲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也實現了一段時期的高速增長，但其不平等程度也随之上升，之後很多國家陷入了長期停滞，“低增長、高不平等”成為諸多拉丁美洲國家的魔咒。進入新世紀以來，巴西等拉丁美洲國家試圖通過激進的再分配政策改善其不平等程度，這些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其不平等依然處于高位，同時經濟效率難以提升。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不平等都非宿命，但是，要打破不平等的魔咒，政府的制度和政策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