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上升的不平等，是造成西方主要發達國家民粹主義和反全球化浪潮興起的重要原因。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英國等主要西方發達國家經曆了不平等的持續上升，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和财富快速增長，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基本處于停滞狀态，導緻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快速攀升。

為什麼發達國家不平等程度在1980年之後會不斷上升？

學術界對此有多種解釋，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種假說：全球化、技術進步、自由主義政策。全球化被西方政客渲染為造成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其主要邏輯是，發展中國家低技能勞動力比較豐裕，勞動力成本更低，全球化導緻美國、英國的低技能勞動力面臨更多競争，收入水平下降。美國總統特朗普以此為理由，發動對中國的貿易戰，修建墨西哥牆以阻止移民，其行為獲得了低收入階層的廣泛支持，為特朗普獲得了大量選票。

然而，全球化是美國不平等上升的真實原因嗎？認為國際貿易造成了美國的不平等至少存在四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從美國自身曆史來看，其全球化開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但不平等上升出現在1980年之後，1950-1980年間，全球化推進并沒有造成不平等的明顯上升。

第二，從全球來看，世界主要發達國家都在不斷融入全球化，但隻有美國、英國等部分發達國家不平等程度在1980年之後快速上升，其他歐洲國家（如德國、法國、瑞典、芬蘭等）不平等程度并沒有明顯上升。

第三，從中國來看，盡管中國在1978年開啟了改革開放，但中美貿易量非常小，直到1994年貿易體制改革和彙率改革之後，特别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中美貿易量才開始明顯上升，但美國不平等程度早在1980年代就已經開始上升。

最後，如果中美貿易造成了美國不平等的上升，按照相似的邏輯，中國的高技能勞動力也會面臨美國高技能勞動力的更多競争，造成中國高技能勞動力收入水平相對下降，這将造成中國的技能溢價（高技能勞動力工資/低技能勞動力工資）下降。但事實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技能溢價呈現明顯上升趨勢。

事實上，中國融入全球化不僅不會擴大發達國家内部的不平等，反而可能降低發達國家的不平等程度。中國以低廉的勞動力成本為發達國家提供了物美價廉的産品，使得中國制造的價格遠低于其他國家，中國制造使發達國家低收入階層可以以更低廉的價格買到同等質量的生活必需品，提高了低收入階層的福利水平。

由此可見，全球化，特别是中國參與全球分工，并非發達國家不平等上升的主要原因。部分西方發達國家将其不平等上升簡單歸結為全球化，特别是與中國的貿易，更多是基于政治上考量，通過将矛盾轉嫁中國鼓動民粹主義情緒，以獲取選票和個人政治利益。

如果全球化不是發達國家不平等上升的主要原因，那麼，其真實原因是什麼？

技術進步被認為是全球不平等上升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上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出現了第四次工業革命，信息技術和個人電腦快速普及、自動化水平不斷提升。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技術進步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是“有偏”的，高技能勞動力與現代信息技術是“互補”的，而低技能勞動力則容易被信息技術和自動化技術所替代。因此，有偏的技術進步有利于提高高技能勞動力的收入，但降低了低技能勞動力的收入，造成技能溢價提高，收入差距擴大。

技術進步假說可以解釋為什麼美國、英國的不平等快速上升主要出現在上世紀80年代，而不是50年代；也可以解釋為什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同時出現技能溢價的上升。但是，技術進步假說依然難以解釋為什麼發達國家内部不平等程度出現了明顯的分化：80年代以來，美國、英國不平等程度快速攀升；德國、法國、瑞典、芬蘭等其他歐洲國家不平等程度沒有明顯上升，或者隻是溫和變化。

真正造成美英等發達國家不平等快速上升的原因，是其國内經濟社會政策。上世紀80年代，面對經濟“滞脹”的難題，英美等國開始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美國的裡根經濟學和英國撒切爾夫人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成為這一時期的典型代表。新自由主義政策使得英、美等國經濟效率有了明顯提升，但也造成了嚴重的不平等問題。對不平等産生重要的影響的政策，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工會力量不斷衰弱，工人談判力下降。80年代以來，美國工會的談判力被削弱，加入工會的人數不斷下滑，從1983年1771.7萬人降至2012年的1436.6萬人，普通工人的在談判中處于越來越弱勢的地位，工資收入難以提升,周工資中位數由1980年的321美元緩慢升至2019年的374美元（利用1982-1984年CPI指數進行調整）。

第二，金融自由化導緻資本可以在國内、國外更加自由地流動，提高了資本的談判力，對資本課稅越來越難，金融資本掌控者的收入大幅度上升，造成資本收入不斷上升，勞動收入占比大幅下降。

第三，高收入階層所得稅稅率大幅度下降，最高邊際稅率由1980年的70%降至2020年的37%，稅收的再分配作用減弱。同時，由于高收入階層擁有更多避稅手段，導緻高收入階層實際稅率可能低于中低收入階層，造成高收入階層收入增長率遠超過中低收入階層。

概而言之，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不平等上升是由于其國内不當政策造成的。80年代以前，盡管全球化和技術進步都在不斷推進，但其收入分配機制使得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的收益在國内得到了更加公平的分配，收入不平等沒有明顯提升。80年代以後，美國和英國采取了削弱工會力量、金融自由化、降低高收入階層稅率等一系列政策，全球化和技術進步收益被少部分高收入階層和資本所有者所攫取，中低收入階層沒有分享到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的收益，造成收入不平等快速上升。相對于美國和英國，德國、法國、瑞典、芬蘭等國家更加注重保護勞工利益，采取了更加有效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盡管同樣面臨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的影響，這些國家的不平等程度沒有明顯上升。

近年來，西方國家某些政客為獲取其政治利益，把全球化，特别是與中國的貿易，渲染成其不平等上升的原因，将國内政策不當所産生的矛盾轉移給中國。這種言論盡管明顯不符合現實，但獲得了美國低收入階層的支持。從長遠來看，“反全球化”無論對美國還是對世界都是有害的。遺憾的是，民粹主義已被鼓動，這就是我們即将面臨的世界。

（來源：澎湃新聞。本篇為澎湃商學院獨家專欄“跨越不平等陷阱”系列之二，作者陳斌開為bevictor伟德官网院長、教授。作者感謝何則懿、劉奕廷、張可迎同學對本文的貢獻。）